一，前言
這次閱讀的是將台灣列為「第三波民主」的杭廷頓早期作品，談「發展目標」。閱讀主題為Huntington, Samuel P. (1987). "The Goals of Development" In M. Weiner, S. P. Huntington & G. A. Almond (Eds.),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pp. 3-32).
人們對民主的期待值很高，各國民主化時也總是期待在投下選票的一剎那，可以伴隨著經濟富裕、公平正義、社會平等發展，但從發展的五項目標來逐一檢視，並且從發展目標的三項途徑和諧相容假設、衝突理論、或調和政策三途徑來看，發現福禍相依，只要是有不平衡的發展，例如社會動員力超前於經濟發展，或經濟成長太過迅速，都會形成不穩定。而，民主大國西歐與美國都是靠循序緩慢發展才有可能獲得發展的五項目標，在文中，台灣與南韓更數度被提及。
杭廷頓文末將「文化」列為最關鍵的變項，他認為不論是和諧論、衝突論或調和政策都不是普遍現象，影響發展目標最關鍵的獨立變項是「文化」，並以表列出伊斯蘭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十餘種影響地區的文化與宗教(頁24)。
台灣與南韓雖被杭廷頓並列，而且在雷同的時間點從威權轉型為民主，但今之南韓的經濟、文化實力近年表現亮眼，台灣卻在兩度政黨輪替的此刻節節落後，連網路速度評比南韓全球第一，台灣卻排到46名。如果杭廷頓今日仍在，他會如何看待台灣的國情、文化、民族性格中的角色？
二，內容
Samuel P. Huntingtom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五項發展目標，分別是1.經濟成長2.平等分配，也就是公平的意涵3.民主4.秩序穩定5.自治，落後的社會充滿貧窮、不平等、壓抑、暴力及依賴性，發展社會是指從落後社會進步到先進社會的過程(頁4-5)。在這五項目標中，目標與目標之間的關係可相容、互斥，也可調和。文中也指出了政治發展目標有三項途徑，分別是相容性假設、衝突理論、論和政策。
(一)相容性假設(The Compatibility assumption)
這種假設源起於「現代化」觀念，Karl Deutsch, Daniel Lermer,and Cyril Black認社會的進步朝向富裕、平等、穩定、民主、自治這樣普遍和諧且線性的發展。現代化是整體性的，必然包含著緊張、壓力、混亂和騷動。
杭廷頓認為，西歐和北美社會邁向現代化，西方社會通向富裕、公平、穩定的進步道路，一般說來是和諧的和直線式的，這種「所有好的東西都會在一起」的假設是錯的(頁10)。尤其是當社會處于戰爭狀態或面臨緊迫的戰爭威脅時，相容性假說比在其他情況更能成立。儘管戰爭會激起反戰思潮，但政治參與會因此擴大範圍，犯罪率和民間騷亂將因此減少，國家自主權當然是與戰爭目標相一致的。這也是為什麼一些面臨持續性安全威脅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南韓、台灣和以色列可以同時達到兩項以上發展目標，發展可以比其他國家更成功(頁8 )。
Arthur Schlesinger指出，這些目標相互依賴，在結構改變及政治民主後，原本被認為分配將會更公平，經濟也會成長。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最後這些目標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得到實現，原本以為只是短期內互相衝突，但最後發現，長期也沒有相互增進(頁9中間)。
在民族獨立後的世界有三種「火車頭」理論，
1.是自由主義：認為經濟成長具有火車頭功能，可達到公平收入與財產分配，是民主制度發展先決條件，可以因此減少社會衝突加強政治秩序，以達到獨立自主。
2.是馬克思主義：用革命手段推翻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用平等制度取代，可以讓經濟成長、真正民主，社會和諧及真實獨立。
3.是依賴理論，從國際場合著手，打破依附的鎖鏈，使整個社會擺脫國際資本主義，讓民主平等及經濟成長，而且社會穩定也會隨之而來。(頁11)
上述三種理論都認為壓倒一切的弊端是經濟問題，但沒有發展理論能證實用民主制度代替獨裁制度時，可達到消除貧困、不公平或依附地位效果。
(二)衝突理論
在發展的五項目標間可以設想出十對相互關係，六零與七零年代很多研究發現這些關係中至少六種衝突關係，其中四種衝突為：經濟成長與社會經濟平等、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經濟成長與政治民主、經濟成長與國家自主的關係，另兩種衝突是民主與公平的衝突，穩定與公平的衝突(頁12第二段)。
Simon Kuznets在《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研究中主張，財富和公平間是U型的「曲線關係」，經濟增長率和收入平均分配間也有明顯的互否關係。較高的工業化速度、農業成長快速，及較高的經濟成長關係，都會改變收入分配，使其穩向有利於高收入階級，不利於低收入階級(頁12第三段) 。
衝突理論中，快速經濟增長對民主是否產生不利影響仍無定論，但，民主制度可能比獨裁更有能力應付和緩解決不穩定情況。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可以使一個非民主政體的民主化過程複雜化，甚至破壞民主。
已開發國家如西歐、北美能夠在五項目標都有高發展，但一般是在追求經濟的穩定狀態下，這五項目標達到完成(頁17)。例如德國長期維持也只有2.8%成長，有成長但低成長，相對之下較經濟富有的國家，加上有穩定的經濟才能夠達成五項目標公平、穩定、民主、自立自治，高經濟成長往往也會有負面結果，在開發中國家相對的高經濟成長，西方國家相對慢的發展，可能會促成高水準的目標達成(頁17)。
(三)調和政策Reconciliation policies
因為同時達成數項目標很困難，因此調和理論開始調和發展目標，先把過程分成幾個階段，先著重一個目標再逐步改變，第一重要是順序，第二則是政府的結構，第三是策略因應(頁18)。
最適當的順序是先努力於「政治目標」，而不是實現「經濟目標」(頁18)。Dankwart Rstow認為目標排序應該是 國家統一、政府權威、政治平等。Huntington認為應該先建立高效能的政府體制，再讓全民政治參與(頁19第二段)。
(四)文化
從日本、哥斯大加、新加坡、南韓和台灣經驗來看，這些地方一定程度上取得調和，南韓和台灣是調和論者喜歡引用的實例。為什麼南韓、台灣能同時在經濟成長、公平和穩定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國家少能做到？為什麼日本不但能實現這些目標還能實現民主和國家自主？為什麼巴西起先經濟成長，然後在民主化方面進展良好，但在平等、穩定與自主上卻沒有那麼好的情況？為什麼大體來看，南美國家在民主與獨裁之間搖擺？斯里蘭卡如何能做到長期調和平等與民主(頁22)？
學者Lawrence E.Harrison在研究拉丁美洲發展時指出，各國在爭取經濟成長與平等時，或兩者都實現或不能實現，都取決於「增長的經境和所取的政治決策」，為了解釋為什麼調和論像和諧論與衝突論一樣都不是普遍現象，人們必須回到各國特有的國情上，包括地理位置、居民素質等，而其中最關鍵的獨立變項是「文化」，也就是社會上主流態度、信仰和價值觀(頁22)。
三、想法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政治發展來自於菁英與人民共同抉擇，但，難道沒有一項抉擇是只有絕對好處絕對發展的嗎？杭廷頓提出五項目標的同時，卻也預告新興民主國家很難一次得到民主與經濟的五項成果，甚至還可能形成惡性循環、互相衝突。
擴大政治參與雖可能獲得較多的社會經濟平等，但經濟成長變慢，階級矛盾加鉅，甚至可能導致軍事政變和內部分裂。而如果選擇專家菁英治國，則可能軍事政變，造成政治參與降低，雖有高速經濟增長，卻又可能擴大社會經濟不公。杭廷頓幾乎預言了各個第三波新興民主國的困境，而最後他給我們的答案是「文化差異不同」，國情將影響不同文明的民主經濟發展，甚至是關鍵的獨立變項。
全球文化差異導致權力衝突是杭廷頓分析全球局勢變化的主軸，並擴充為「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書中將世界劃分為因為宗教傳統互相對立的文明，並預告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在所難免。雖然中東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批評杭亭頓推銷的是「西方對抗其他地區」的論點，杭亭頓2007年接受伊斯蘭雜誌訪問時也強調：「我的論點是，文化認同、敵對與聯繫，在國與國關係中不僅扮演角色，而是扮演重要角色。」
每個社會及制度背後有獨特形態與運作邏輯，這是深植於這個社會裡的文化及歷史傳統，一步步形塑出當地的文化、政治衝突模式，因此，要達成政治經濟的發展，當然必須通過整個社會特殊政治、制度、文化、衝突關係的洗禮，才能建構出屬於我們自身的內涵。但我的疑問是：
杭廷頓主張，在五項發展目標中，先發展政治目標讓國家統一、建立政府體制、展開政治平等，有了高效能的政府體制，再讓全民政治參與。但是，窮國即便政治體制完善之後，經濟真能發展嗎？民主發展成功的案例一般是以「經濟穩定」之後逐步民主化較有成功機會呢？或者，是應該先民主化再追求經濟成長？從這樣的觀點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一波發展目標中，是先經濟而後政治參與、政治平等，這樣達成民主經濟國家的成功率高嗎？
此外，杭廷頓所指的「文化」表格列到許多「宗教」，文化、文明、宗教之間如何區分，他所泛指的是整體國情嗎？
如果以杭廷頓的「文化」來比較同樣時間從威權轉型為民主的南韓與台灣，兩國幾乎同樣在蔣經國執政時期推動公共電視政策，幾乎同樣時期強化發展國內經濟，同樣時間發生政權全面民主化，但，今天的南韓在強悍的民族性下，在亞洲表現亮麗，台灣呢？台灣也同樣在歷史上遭多次殖民，但受儒家文化君君臣臣影響，不像高麗棒子激烈強悍，是否，這正是兩國發展差異的真正變數呢？
頁49，親自下廚可以決定什麼食食材，在思孝的同時其實思緒早已超越廚房悠遊在社會與大自然，食材要從何獲取？向誰買？產地在那？那裡的海洋捕獲？藉由親自眼觀手觸食材調理過程，可人可以與其根源直接產生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