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臺灣.環保.弱勢.文化.改變ing

2005-12-17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記者的勞工覺醒
分類:媒體觀察


幾經掙扎,我曾決定過一批裁員名單;就在公司又要再第二次裁員前,我決定自己先請辭,上級曾好意詢問要不要多撐幾個月參與資遣再走,但想到做為勞方卻得站到資方位置做決策,我想,實在太難熬了。

現在的記者錢少事多壓力大工時長,被稱為蛋白質職業(笨蛋白痴神經質),在媒體大亨剝削的過程,媒體幹部、主管是記者勞工被剝削的關鍵。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指出,少數壓迫階級在支配與控制多數時,它必須將這些大多數人再做區分,以便繼續保持權力。因此,壓迫者一開始會透過各種方法中止那些可能會喚起受壓迫者團結需求的行動(方永泉譯,2003:188)。這也是很多資方在勞方要成立自主工會之前,先成立一個親資方工會的原因,甚至由資方負責出工會的錢,以避免喚起受壓迫者的團結意識。

近來社會上出現媒體老闆、資方與社會大眾權益不符的事件中,但媒體記者卻常常不知不覺中跟資方站在一起,甚至主動站在前方第一線去捍衛資方的權益。如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提,當受壓迫者幾乎完全沈陷於現實中時,並不需要操控。受壓迫者在某一個體驗的特定時刻中,採行了一種「支持壓迫者」的態度,在這種情境下,他們未能充分清楚地「思考」何為壓迫者,並且也未將壓迫者「客觀化」--亦即發現到壓迫者其實並存在於他們本身之中,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受壓迫者不知道他們是被踐踏的,但他們對自己受壓迫的知覺,卻因為他們沈陷於現實中而受到減損。在這個層次上,他們即使知道與壓迫者處於敵對立場,但不表示他們必然會去從事於一種可以克服這種予盾的鬥爭(方永泉譯,2003:076) 。

為什麼記者做為一個勞動者而難以覺醒?又為什麼記者即便是覺醒時,也難以產生改變職場環境的力量?原因不只在於覺醒,更大的理由是在於「媒體幹部」。

不知道何時開始,記者圈很流行稱呼媒體主管為「長官」,軍方、警界這種習慣服從上級的單位慣以階級、職稱稱呼上級,可以理解。但「記者」該是強調自由主義、批判獨立思考的工作,為何也稱呼上級為「長官」呢?這樣的稱呼彷彿是敬禮高喊「Yes Sir」一般,是否記者愈來愈像一句口號一句動作的工作?或者採訪工作的指派也已經變成純粹上級對下級的互動?

或者,如同《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意涵,「長官」與記者之間已是「小壓迫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互動呢?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受壓迫者抗爭初期幾乎總是傾向於使自己成為另一個「小壓迫者」(sub-oppressors),而不是追求真正解放。他們的思想結構受到環境的制約,雖然他們的理想是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但對他們來說,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所代表的常只是成為「壓迫者」。套用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話,也就是說,媒體幹部很容易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之中不去追求解放,反而去認同壓迫者的行為。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理論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電視台媒體大亨、報閥接班人身邊總有許多媒體人出身的「忠貞」幹部,他們的角色不再是媒體人而被視為「家臣」。但這些媒體幹部過去都是記者菁英中的菁英,也都滿懷理想抱負,最後卻變成了壓迫者的幫手,以提升收視率、閱報率、增加收入為目標,以剝削記者、增加工時、降低薪資為不得已的手段,在市場導向新聞學中,成為媒體大亨的得力助手,雖然如此,但其實他們也都是受壓迫階級的一員。

Blackburn & Prandy(1977)認為,階級意識的發展與階級處境有關,階級處境又受到市場關係結構與工作場所內的權威關係結構影響,白領勞工勞動階級意識出不來,是其工作職位與處境,讓它無法發展如同藍領階層般鮮明的勞動者意識,至於是否加入或籌組勞工組織,會有利益與內在價值的衝突與矛盾(Wright,1982)。Bain(1979)並指出,並不是受雇於社會階層結構位置上低的職業,工會組織的情況就比較高。

馮建三老師的《台灣媒體工作者階級意識之初探》探討傳媒工作者的勞工意識與勞資關係,問題是在「何以書生總缺硬骨頭?」或「社外如龍、社內如蟲」的採訪工作性質嗎?或許關鍵還是在於被壓迫階級能否覺醒而產生團結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覺醒過程中,受壓迫者中的菁英記者(媒體主管)將成為帶領受壓迫者爭取更多專業的運動領袖,協助記者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存活下來,找到專業記者趨吉避兇的採訪之道,亦或是受到制約在收視率或閱報率、廣告壓力下成為協助媒體大亨的壓迫者。

《台灣媒體工會意識與集體行動之初探》一文中,林富美提到了,台灣的黨國威權體制統治過程中,常運用「統合主義」,其互動關係是:黨國部門先進行「國家化」的步驟,對民間社會完成征服與臣屬的工作,包括將地方原有政治菁英派系化,社經部門組織化及地域化、利益彙集壟斷,再藉著統合主義與侍從主義的機制達到控制民間社會的目的(林富美,2002)。

在上述「統合主義」下成長至今,我們被征服、被臣屬的職業何止記者,其中有更多階級、族群都是被麻醉至今。有趣的是,《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也提到「文化統合」,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說,那被文化侵略的人,無論他們的層級如何,很少超過侵略者所規定他們的模式,在文化統合中,沒有侵略者的存在,因此,也沒有強加的模式存在(方永泉,2003:233)。

最後,面對日益艱困的媒體勞動者來說,我們該怎麼辦呢?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呼籲被壓迫者的結論是:如同壓迫者為了遂行壓迫因而要一種壓迫行動理論一樣,受壓迫者為了要變得自由時,也需要一個行動理論(方永泉,2003:236)。當記者還是被壓榨壓迫,而且早已將壓迫者的形象內化的時候,我們不可能自己建構解放行動理論,唯有當壓迫加大到不可忍受時,逼使記者不能再忍耐下去,在歷史的進程中記者與記者領袖邂逅後,共同覺醒共同實踐下,才可能建造出屬於記者自覺的工會理論與架構,進一步去改善記者的工件環境。

註: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跟哲古華拉同樣是舉足輕重的改革者,大力推動40年代巴西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透過教育解放受壓迫者的被壓迫意識,因而被當時的巴西軍事政權驅逐出境。《受壓迫者教育學》是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將教育的重心從壓迫者轉至受壓迫者身上,他認為民眾的識讀能力,與批判意識的形成有密切關係,教學行動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行動。

在完成《受壓迫者的教育學》的二十五年後Freire又寫了《希望教育學》。前書是1968年Freire流亡智利期間時所著。在1960至1970年間拉丁美洲經歷政治及經濟的強大變化,而Freire本人在巴西所推動的教育計畫則埋下他後來受軍政府流放的命運。《希望教育學》是1992年完成初版(英文版是在1994),二十五年之間Freire歷經人生的各種重大經驗。

Freire自認《希望教育學》是一項揭示的冒險之旅(adventure in unveiling)。在《壓迫者的教育學》中,Freier是在一種”intensely troubled moment in history 的情況中寫成,但是在《希望教育學》中,它則是充滿了誠實、自我反省、再次強調對話及反威權的主張。Freire對《希望教育學》的定位是:”A better restatement of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和”以希望來做一些新的詮釋”(to do some ‘new’ saying …..by hope 。


延伸閱讀,余晏的《鏡中媒介》系列文字:
**請把第四權還給人民
**《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的負面架構》讀書心得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記者勞工意識的覺醒
**小心強勢媒體集體把你汙名化!誰敢得罪媒體大集團
**公共廁所老是髒又臭,公共媒介會比較好嗎?
**擬像的虛擬新聞,建構出超真實的我們的台灣
**主控意識與對抗意識之間,在極化社會談多文化主義
**本電視台有害身心健康!看新聞請加註警語
**只看老闆荷包那管你真相為何,台灣的市場導向新聞學
**美女與悍婦!你敢說女人口舌可怕!
**這是我們的社會…當上流美征服了收視率與電視人
**揮別記者生涯,轉行參選希望有一天能改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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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6

誰敢得罪媒體集團



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今天公開要求電視台要播放他的新聞時,他要求將臉孔開小框,聲明全文在螢幕上轉動,否則就一個字都不要播,他說不播沒關係。一個公眾人物有沒有權力規定媒體的播放型式呢?如果大家都不同意受訪者的規定都依自己的意思來播,受訪者去法院興訟會不會贏呢?而這樣的一個新聞受訪者,在刻意公開得罪媒體集團之後,未來他的社會形象會否將被刻意汙名化呢?


依照1994年9月23日憲法釋字第364號解釋,憲法第十一條之表現自由,是否蘊含廣電自由,並保障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機會?解釋文指出,學理上所謂「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the right of access& nbsp;to the media),乃指一般民眾得依一定條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行使表達意見之權利而言,以促進媒體報導或評論之確實、公正。例如媒體之報導或評論有錯誤而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受害人即可要求媒體允許其更正或答辯。惟允許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就媒體本身言,係對其取材及編輯之限制。如無條件強制傳播媒體接受民眾表達其反對意見之要求,無異剝奪媒體之編輯自由,而造成傳播媒體在報導上瞻前顧後,畏縮妥協之結果,反足影響其確實、公正報導與評論之功能。是故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應在兼顧媒體編輯自由之原則下,予以尊重。如何設定上述「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條件,自亦應於法律內為明確之規定,期臻平等。

話雖如此,TVBS是被林義雄公開點名上次錯誤報導他談話新聞的媒體,但TVBSN在今天的林義雄新聞之後,立刻配上李敖接受記者訪問痛批林義雄是偽君子很可惡的人,新聞中的李敖沒有談事件、沒有佐證及任何理由,電視台顯然故意的,刻意要在關鍵時刻播出立委李敖利用言論免責權毫無緣由的批判林義雄!媒體集團就是這樣粗魯的利用公有頻道公報私仇嗎?

林義雄曾具狀控告自由時報、聯合報,這兩報也表明不可能無酬配合刊登。此外林義雄並點要求民視播放完整的對民進黨員的聲明,但民視最後的新聞是以詼諧式的「林義雄說法有益於民視創辦人蔡同榮選情」的說法做成新聞。如果不想依照新聞當事人的想法來做新聞,又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一則新聞呢?公眾人物如擁有相當社會地位的林義雄得罪媒體集團都會遭到報復,那麼,一般人的媒體近用權是否更糟糕,尤其此刻,台灣正邁向媒體高度集團化、高度集中的時代,未來,誰敢得罪媒體集團呢?

回首近年來的媒體合併史,其中尤以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宣布合併最具戲劇性。不少人都堅信全球最大的門戶網站與傳統出版業巨頭這樁價值1840億美元的“聯姻”將徹底改變媒體格局,但這個集網絡服務、出版、電視和娛樂於一體的跨媒體王國卻在2001年實際銷售收入為380億美元,僅比上一年增長了5%﹔以EBITDA(息前、稅前、折舊前收益)計算的營業收入98億美元,增幅為18%,遠低於當初30%的目標。進入2002年,它的股價持續走低,從合並初的57~58美元一路狂跌至14~15美元左右,公司市值也由合並初的2900億美元縮水至850億美元,1000多億的市值轉眼間成為泡影,縮水幅度高達71%。公司2002年第一季度的虧損更是高達542億美元,創下了美國歷史上季度虧損的最高紀錄。整個華爾街一片驚呼:難道當初風光無限的合並到頭來隻是個錯誤?越來越多的分析師甚至開始認為,如果現在將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重新進行分拆,其各塊業務的市場價值總和將遠遠大於現在。(復旦大學陳桂蘭、羅亞,2003) 雖然如此,但這種大購併的運動持續在全球媒體挺進,美國跨媒體集團已逐步分為四大傳播集團,包括Walt Disney、Time Warner、Viacom與Comcast,媒介併購案規模亦逐漸增大(Prahalad & Gary, 1994)。。

儘管巨無霸式的媒體集團運作不一定被經濟學者看好,且仍在市場摸索中,但在此同時,傳媒集團化的進程卻不可避免地繼續向前推進著。傳播業資源集中的趨勢日益明顯,集團化成為傳媒業發展的普遍組織形式,在這種背景下,單一媒介很難在生存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傳媒業的競爭態勢也由過去單一的媒介競爭轉向集團間綜合實力的競爭。在台灣,例如中國時報雖然才以經費問題裁掉中晚,卻立刻以雄厚資金進軍國民黨的五中產業,中視、中廣、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影,加上中時及中天變成「七中集團」,試問,未來那個政治人物敢得罪七中集團呢?換言之,只要與七中集團的路線及思考模式符合,那麼,七中集團要捧的政客或明星,不都是無往不利嗎?

誠如馬克斯所言,控制物質生產工具的階級,同時也控制心靈生產工具…。因此當他們成為統治階級必定也掌握當代理念的生產與傳布;這樣他們的理念自然成為同時期的統治理念(Marx and Engels1974,P:64-65)。現在,媒體組織與外在勢力之間具有動態關係,媒體先是利用、合併、轉變社會流行的想法,然後再根據自己的一套程式來散布它們。如本周讀物所言,現今首要的媒體企業,它們的潛力及散播之廣大遠勝過去任何一世代,這肇因於傳播工業結構上的兩大連結運動(interlinked movements):集中化(concentration)、集團化(conglomeration)…,例如英國的主要大眾媒介市場上,日報、周末報、平裝書、唱片、商業電視節目中,三分之二的人所消費的物質來自五大媒體公司的生產。…此外,集團化是一九五零年代中期以來的合併運動(merger movement)加速下的產物,在1957到1968十年中,有38%上市公司經由合併及收購(acquistion)過程而消失(程宗明譯)。

跨媒體經營可以使資源更有效配置、提高生產效率,然而跨媒體經營就是做媒體的人的最終目的嗎?中國媒體也強調「做大做強」,但這些說穿了,不都是為股東及老闆的利益而努力罷了,當媒體併購與集團化愈強時,媒體內部組織文化及企業目標可能愈為單一,做為當代媒體人,在制度上已為不合理的收視率收聽率制度所宰制,在媒體企業集團內,則呈現同樣思維及路線的運作生產線,當新聞與工廠一樣之後,媒體工作者只是媒體集團化時代向媒體大亨搖尾的哈巴狗嗎?

媒體工作者究竟是什麼呢?尤其當我看到林義雄現場點名採訪記者,記者說要打電話回去問長官時,那種無奈、可憐、倒霉、裡外不是人的困境,這就是當代記者嗎?

期許當代媒體人站出來,如果能整合現有的十八個媒體工會成為全國性質的「全國記者團結工會」,我們能否在劇變的大時代之中,透過工人自己的專業力量產生獨立於資方、政治力、商業市場之外的專業力量?我們自己來簽訂一個勞動契約,要求記者的起薪不該低於二萬五千元,工時不能再像現在超過一天十二小時?我們來訂立記者專業守則,告訴自己頻道是公有的,新聞應有基本的良知與道義,平衡報導不該是造假新聞的藉口,媒體不該只是大亨賺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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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09

這一天,小泉大勝,以色列國旗從占領區降下




這一天,當我步出新聞館,心中暗暗下定決心要在兩周內完成論文的一剎那,世界正巧有了新的變化。在地中海畔的11日下午6時30分,夕陽輝映時刻,占領巴勒斯坦三十八年的以色列國防軍,在加薩走廊最大的屯墾區內費狄卡林緩緩降下以色列國旗,明天起,這塊土地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了。地球另一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口紅忍者兵團大獲全勝,自民黨拿下296席一黨獨大,國會21日特別會議將讓郵政改革法案過關。我的腦海交替出現小泉純一郎、以色列總理夏隆、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的畫面,這個世界正因為這些國際政治領袖的堅持而改變。

還記得五月十七日時阿巴斯結束東京之旅,當時日本首相小泉慷慨宣布,日本雖然已是巴勒斯坦當局(PA)最大的財政支持者之一,但日本將再次援助巴勒斯坦1億美元,而且小泉還想邀夏隆與阿巴斯到東京三方會談。

今天以色列退出巴勒斯坦的大動作當然不是小泉的功勞,但看到小泉與「口紅忍者」(雖然這些當選女子的照片很美,但其實她們已是五十餘歲的歐巴桑了!)得意的笑,我不禁想起幾個月前的傳聞:如果中國繼續與日本不和,小泉搞不好真的來個「泉扁會」,與陳水扁見個面?
這一次,自民黨拿下296席,比選前多出84席,是15年來首次在眾議院單獨過半,與執政夥伴公明黨更一同拿下327席,超過總席次480席的3分之2。相較於執政聯盟獲得壓倒性勝利,最大在野黨民主黨一口氣少了64席,讓黨魁岡田克已灰頭土臉,宣佈辭去黨主席。而今天,民進黨立委高志鵬呼應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閣揆同意權,希望交換執政黨有倒閣權,雖然我知道實務上不可能,但我也期許,希望台灣的政治人物給我們一點稍微接近小泉的改革的想像。

畫面回到約旦河的這一方,今天下午在加薩走廊交接儀式上,周圍掛滿以色列國旗,但一道土牆隔開的另一側,幾百公尺外掛滿巴勒斯坦國旗,巴勒斯坦青少年蓄勢待發,隨時準備衝進已撤空的猶太區。幾天前,還有兩名巴勒斯坦青年因此死在以軍槍下。而巴勒斯坦人因為以色列不拆除廿四個猶太會堂,因此杯葛這個交接的儀式,就在這半小時儀式間,又傳來以色列坦克機槍射傷四名衝進禁區巴勒斯坦少年的訊息。

而在以色列內部,夏隆正面臨黨內右派份子對他黨魁身份的挑戰,為了避免拆除猶太教堂可能導致黨內右派宗教狂熱份子爭戰,以色列內閣不動手拆除屯墾區猶太教堂,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處理。但巴勒斯坦人認為猶太教堂是以色列佔領象徵,準備拆21個猶太教堂,只保留三座。不只教堂,以巴之間似乎事事都有爭執。

太陽落下時,來自世界各地上百名記者分乘防彈大客車,一步步駛出加薩走廊,這一剎那,彷彿揮別了廿世紀那個以巴衝突的舊時代。舊約聖經上時常出現的這塊土地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修建了另一道分界隔離牆,這是一道新的牆、新的開始。我的腦海忍不住響起廿歲時很愛聽的那首歌曲:平克佛洛依德的「The Wall」。
新的開始的這一天,我向電視台製作單位請個假,望著景美溪遙想約旦河,在國際新局的這一天,也希望我的論文與我的人生有全新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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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04

公共廁所與公共媒介


馮建三老師的《廁所與媒體》一文曾妙喻:「廁所與媒體體是兩碼事,但兩個名詞前面加上『公共』之後,彼此關係就生動了起來。」,馮老師說,台海兩岸的制度創新都是廁所比電視快,也就是先有廁所公共化,才有電視公共化。例如興建公廁完全講究使用價值,不求用公廁以換取利潤,而使用者則不需要個別每次直接付費,公廁從興建到維修由所有納稅人通過政府預算來支付,使用的權利則不因性別偏好男女老幼、士農工商、貧富貴賤、都會鄉村、漢人原住民外國人的差別而有所區分,只要你在特定的地理範圍,就有使用這個設施的權利。

馮老師認為,公共廁所的基本要求是乾淨,空間簡樸豪華、款式美醜及是否提供香皂紙巾等等其他條件,則因社會生產力及政府預算所投入的高低額度而定。公廁概念早在1998年內湖公共電視台開播以前普遍存在於台灣。但台灣的公視還有 20% 左右或更多的人還無法收看,可見台灣的電視創新不如廁所。此外,中國中央電視台廣告經濟資訊中心主任編輯馬萬明指 2002 年後,中國電視將成為舉世所無新模式,亦即是「國有國營」但「執行公共電視台的職責,採用商業電視台的營運方式...是偉大的創舉...可以稱作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第四種選擇…(馮建三,2002年12月3日, 《廁所與媒體》,南方電子報)。

馮老師一語點破公廁與公共電視的重要與便利性,並指出,「傳播權」是人民應該擁有的,政府除了不能做不當干預,還要提出合適政策,讓人民擁有健全的傳播環境。而從學界及近年來各黨的傳播政策白皮書看來,面對當前台灣的媒介亂相,看來似乎只有擴大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一途。

但是,我最近常在機場的公廁逗留,不免要開始擔憂。台灣的公廁蓋得好嗎?好用嗎?或者,當我們尿急時,寧可選擇去麥當勞或星巴克排隊,而不願就近去國父紀念館或永康公園的公廁方便一下?

同樣的,我的內心深處雖期許公視集團壯大,不論政府投入預算、或民眾繳交執照費、或播出廣告募款都行,但耳畔卻有另一個語調低聲質疑,如果台灣人用公家的錢可以辦出好的媒體,那麼,在戒嚴時代菁英領導人們不是早就三令五申要三台不要播那些影響民心的爛節目了?或者,如果公家的錢可以透過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任何集體領導模式做出稍具品質的成果,為什麼國營公營事業(除了獨占之外)的表現都不太好?我們的民族性及媒體人的積習真的能夠好好做出「公共」的東西嗎?

雖有些許質疑,在此我還是舉起雙手,支持通過公權力之手以走向公產權電視集團的方式來強制擴大公共廣電集團的規模。誠如朱全斌指出,從官方介入台視、華視,及國民黨透過象山集團擴張媒體版圖,和信讓出中天大地頻道等,在在顯現完全私有化非但不會讓產業升級,去政治化,反而會讓從業人員的工作權及專業自主權受到侵犯。朱全斌認為,台灣的公共電視在財源上的處境與PBS相似,卻要在經費結拮下企圖兼做BBC與PBS性質的節目,大小通吃什麼都做的情況下,導致資源分散,頻道印象模糊(朱全斌,2000,台灣電視文化前途)。沒有辦法之下的辦法,似乎只有公共廣電集團能為台灣媒介亮起一盞明燈。

如果一時之間無法成立具規模的公共廣電集團,或公共廣電集團的人員與能力都無法達到要求時,其實台灣媒介有一股強大力量一直被忽視,那就是為數眾多的宗教頻道。包括:慈濟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頻道、法界弘光頻道、好消息頻道、佛教衛星頻道以及眾多的個別講經傳道的電台。上述頻道中,慈濟大愛頻道與佛光頻道在全台有線電視系統的全日播出普及率逾七成。其中大愛電視台「大愛劇場」以真人實事故事改編,耗費鉅資呈現從日劇時代至今的台灣時事,迥異於「霹靂火」等連續劇盡是黑道愛恨生殺劇情,大愛劇場以沒有壞人及鋪張劇情的真人故事,收視率卻超越晚間八時的其他連續劇,這顯示台灣的宗教頻道已打下全新市場,開拓出新收視族群。

宗教頻道的蓬勃發展不只是宗教團體力量的展現,其中更展現敬天惜地愛人的族群性格,雖然各頻道都是以宣揚自己的宗教為目的,甚至也出現許多藉新興宗教、大師名義而爆紅的節目(如心海羅盤的葉教授?),但這些宗教基本上還是以勸人行善為主,某些程度展現了如《勸世文》中:天不可欺,地不可褻,君不可罔,親不可逆,師不可慢,神不可瞞,兄不可侮,弟不可虛,子不可縱,女不可跋,友不可汎,鄰不可傷,族不可疏,身不可惰,心不可昧,言不可妄,行不可短,書不可拋,禮不可棄,恩不可忘,義不可背,信不可爽,勢不可使,富不可誇,貴不可恃,貧不可怨,賤不可凌,儒不可輕…等精神。換個角度想,如果人民很願意接受宗教頻道所呈現的勸世教化,那麼為何要因為這是一種宗教霸權力量而去放棄他呢?如果我們集合這種勸化教善的力量,轉化成為媒介裡信望愛的善之力量,是否可能彌補台灣社會因為兩種國族認同造成的分裂,彌補台灣社會缺乏中道與專業力量的問題?

NCC成立後,台灣媒介有機會邁出新的一大步,麥克魯漢曾說: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問題本來就於源自於人的問題,短時間內,公共廣電集團可能無力快速改變環境,新聞人、閱聽人與台灣人的本質問題也不可能大變化。無奈的同時,或許只要把各宗教大師齊聚一堂,要求各頻道展現改變社會的能力,做出具水準的優質節目,由宗教頻道取代公共電視,這樣,台灣媒介改革與社會改革的力量會不會更快、更有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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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像的新聞建構出超真實台灣


從街頭打招呼的閱聽人中,我可以很清楚分辨出此人是看那個節目來認識我,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或新聞駭客?一張張陌生臉龐中,從打招呼方式、叫名字的表情,也可以清楚發現這名閱聽人是處在社會那個位置?什麼階層?從這些親身接觸的面容中,可以推測他們看待電視節目的眼光與期待,甚至,不同政論節目閱聽人,更呈現出不同的社會階層。

Stuart Hall於1980年代提出「譯入/譯出」(encoding decoding)觀點來論述真實社會條件下,媒介如何解讀和再現(representation)社會現象,以及不同社會位置的閱聽人如何解讀媒介內容(陳雪雲,1986;張錦華;翁秀琪,1993;林芳玫,1994a;林東泰,1997)。Hall(1980:129-130)認為,文本是社會建構的,當代的知識觀、技術基層結構、媒介作業標準和專業意理,以及預設的閱聽人等均會影響媒介產製和訊息內容。相同的,文本解讀也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歷程,閱聽人先備知識架構、知覺、情意、認知形態和意理,以及自身所在的社會關係和所擁有的技術基層結構等,都會影響其訊息解讀。

作為政論節目參與者,常有機會從素味平生的閱聽人推敲這名觀眾所屬的團體、階層…有趣的是,我曾經分別長期參與過兩個藍綠極端的政論節目,而且這兩類節目閱聽人幾乎完全不重疊。很明顯的,工農階層、很熱情地遙遠叫起節目中的外號,他們以特有的工農階層的語言與動作表達他們的熱情。另有一類常叫我「余小姐」,公務人員較多,經濟生活顯得較優裕,通常只要對方講個一兩句話,常就可以猜出這名首度謀面的閱聽人慣看那一類政論節目,答案多數八九不離十,這算是被路人搭訕時痛苦裡的小樂趣。(後來我發現心理學者艾克曼也有這類推測首度謀面者的經驗與實驗,這屬於大腦中「薄片擷取」的潛意識能力,可參考《決斷2秒間》一書)。

政論節目閱聽人多為主動閱聽人,他們常展現出不同於一般觀眾的強烈政治態度,但裡面除了我曾研究過的「族群」議題外,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階級」問題。

台灣的階級問題與族群問題一樣,長期被刻意忽略,而且意見領袖們常故意強調台灣沒族群問題及階級問題,但是,從政論節目閱聽人的樣貌中,卻可一眼窺之其階級位置,或許這正是「認同」研究有趣的地方。Hall(1996:4-6)認為,認同(identity)應由「存有」(being)轉變為「漸成」(becoming)。亦即,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民眾使用歷史、語言和文化資源,以追求認同,再現自己。身處階級、性別和世代等交錯的社會位置,面對充滿異質性的文化經驗,自我是多重的,敘說紮根於想像(imagination)和幻想,自我完滿是永無盡頭的計畫,唯有在物質和政治實踐下,不斷地縫補(saturing)多重自我。

馬克斯學派視大眾媒體為意識形態(idology)形塑的工具。這兒,意識形態被視為是一組參考架構或社會經驗,民眾用以「認識」外在世界,「調整」生存條件的想像關係(陳雪雲,1990:27-28;張錦華,1994:65)。意識形態形構於歷史社會條件,受限於語言範疇、分類和架構,因此,主體是被「召喚」(hails)。而政論節目召喚出閱聽人的階級認同、族群認同,Hall(1980:131)又說:「現實存在於語言之外,但是須透過語言才能再現,我們能知道的,能說的都是經過論述生產。…」因此,傳播媒體所傳送的訊息不是透明的,而是真實社會條件下,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相同的,閱聽人在解讀訊息時,也不一定將文本意義照單全收,觀眾心和創作情之間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

依循譯入/譯出模式 ,探究觀眾如何詮釋時事報導節目Nationwide,Morley(1980:89)發現 ,不同社會位置的電視觀眾,以不同的符碼來解讀節目內容。例如經理人員用的是支配符碼(dominatant coding),即符應節目內容所蘊涵的意義觀點來解讀 。工會主管運用協商符碼(negotiated coding),即依照自身的旨趣或處境,並稍作修正來解釋節目;而店家則採行反對符碼(alternative coding),即他們深知節目製作過程,以不同觀點重新解釋節目內容。同樣的,政論節目的閱聽人依不同的族群、階級、收視節目,也各以不同符碼來接收與解讀。因此,從不同政論節目的閱聽人眼中,他們看到了各自不一樣的我。閱聽人所想像的我,在「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新聞駭客」中完全不一樣的我。

援引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概念,陳光興(1991:21)認為,工業科技組成的擬像機器(simulation machine)以預設的模型、符碼和攝控學,將符號增值、譯碼,使得符號本身具有生命,創發新的社會秩序,其間,媒介傳送的符號不再反映和扭曲社會現實,而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這種無起源的真實,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

以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來談當代台灣的新聞與政論,實在太契合了,政論節目取代各政黨文宣部門,政論參與者現在主導政黨選戰會議,已是文宣的主導者及發動者,過去是黨職幹部的手介入政論,現在是政論參與者介入選務。閱聽人透過觀看自己的政論節目,去縫補他們的國族認同、社會認同、政黨認同,政論節目參與者透過階級語言召喚出屬於己身階級的認同。但政論節目所陳述的是台灣現況嗎?或者根本與真實差距極遠呢?節目與新聞所呈現的會不會根本只是擬像呢?雖然可能純屬虛假,但其實也不重要了,因為閱聽人在多重召喚之中早已入迷。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政論節目無起源的真實,帶領台灣進入了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而此時,新聞與政論所陳述的是否真實已不重要,因為他們都已取代真實,存進了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共同記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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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2

極化社會中談多文化主義



上張錦華老師法蘭克福批判理論課已是十八年前的往事,閱讀「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一書,張錦華老師的發言位置已不是十八年前那位堂堂課都談批判理論的歸國學人,而是處於多文化環境、多重認同紛爭中台灣社會一份子。從書中一中一台報導研究、媒介的意識形態分析,似乎發現,面對媒介以「主控意識型態」與「對抗的意識型態」為主時,1992年時已少有媒介是「協調意識型態」。張老師面對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只能感歎媒介的意識型態對立的多、協調的少(張錦華,1997:頁61)。

那麼,十五年後的今天呢?翻開2005年11月11日各報頭版討論修廢軍公教18%的新聞:中央日報是「軍公教怒轟…發動遊行」、聯合報是「採最嚴方案,逾30萬軍公教受影響」、蘋果日報是「民眾多肯定,全教會:肥高官瘦小吏」、中國時報是「20萬公教月損萬元、荷包大失血」、自由時報是「18%改革採甲案,省6千億」、台灣日報是「改革節餘擬挹注老農津貼」。同樣一則新聞,呈現出來的還是各報的主控意識型態與對抗意識型態,蘋果日報反而是具有「協調意識型態」的媒體。十五年了,社會變化很大,不變的是台灣媒體中霸權與意識型態的對抗,媒體呈現的對立氣氛,與1992年張錦華分析的一中一台新聞在媒體中的對立一模一樣。台灣從民主化走到了兩極化,媒體在商業機制下,也鼓勵報刊、媒介與政論走向了極化。

多文化(multiculturlism)觀點正是當前全球的重要課題。本周法國發生非裔青少年火燒暴動而宵禁事件、上周英國外相宣布因應穆斯林火燒地鐵而要BBC成立阿語廣播電台,全球因為回教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優勢族群文化與弱勢族群文化對抗的時刻,台灣的媒體從平面到電視也呈現出兩種對立而無對話的媒體現象,其中也隱含了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兩種文化與族群認同的衝突。此刻,正是張錦華老師書中所述:「族群文化的衝突是當前世界主要危機之一」、「由於傳統自由主義僅強調國家與個人之間的權利分際,卻造成主流族群對於弱勢族群的壓迫;多文化主義則要求國家應正視族群尊嚴對個人的重要性,事實上以往融合式的統合政策並未能使個人的族群認同消失;相反的,如果弱勢族群受到歧視與貶抑,個體難以在社會上享受到應有的自由與尊嚴,社會衝突於是因之而起。」(張錦華,1997,頁41)。

台灣社會如同沙漏一般,主控意識型態與對抗意識型態隨著沙漏轉向,媒體與文化從上面漏到下面,又再隨威權解體轉向一次,再隨商業機制、優勢族群論述轉向、再隨著西方霸權、中國霸權再論述再轉向,台灣人民像是沙漏之中的細小沙子,在各個霸權間不斷被轉來轉去震盪之中,如果我的論文討論的政論節目與媒體始終無法呈現「協調的意識型態」,那麼這份論文只是描述現象,跟閱讀十五年前的研究一樣,我們能為這個社會帶來未來的解答嗎?

張老師在本書總結指出:「政府必須確立多文化主義的政策觀點,改善媒體所有權、經營權、聘僱權,才能改善媒體再現的偏差與刻板印象。」、「從批判理論支持弱勢族群反抗壓迫的角度,指出當代多文化主義的理論與政策規畫,深入解釋弱勢族群的認同問題,並誠懇的落實關懷途徑,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更進一步的提升對於受苦者的同情與理解,應具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張錦華,1997,頁189)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是否也能多重認同?我們如何在現有的政論節目中呈現多文化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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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04

《問題媒體》第七章風起雲湧的2003年閱讀心得



政治學者拉許:「民主需要活力十足的公眾論辯,而非僅僅是資訊…,民主需要的資訊只有通過論辯才會出現。直到問對了問題前,我們都無法瞭解我們到底需要知道什麼。」(右圖為問題媒體作者ROBERT W.McCHESNEY,他是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傳播系教授,本周主持一次電台節目)


當政策在密室裡制定,缺乏公眾理解參與,任由強大商業利益力量操控,亦即由唯利是圖的商業組織所稱的「專家」來主宰,那麼,大家都能猜到政策結果,這個媒體系統將以服務大企業財團的利益為優先。
由於私人媒體集團掌控大多數政客與管制者,媒體改造是極為艱困的政治戰鬥,人們不斷被媒體灌輸媒體的錯誤資訊,無法認識媒體曲系的真實運作狀況,人們好像很滿意媒體或對政治過於冷漠。在當前的媒體制度,奢談有意義的媒體自律,如果我們要解決當前媒體體系的問題,就是要公開媒體政策制定過程,以人民力量來改變媒體。

1980、1981年代新自由主義得勢,市場管轄下大眾或公共參與媒會被批判是官僚干預,大家以為只有自由競爭才會有最好的效率。可是,結果媒體政策逐漸遠離公共福祉的考量,集中在如何強大商業組織的利益。我們總是被告知,美新科技搭配自由市場理論,加上政府官僚體系不加干預,美好的應許之地就在眼前。

盲目崇拜市場的狂熱,使得媒體核心問題加速惡化,媒體改造(media reform)變成眾人矚目字眼。例如FCC多數委員以官僚威風之姿,按他們自己標準程序辦事,公眾卻覺得他們應受譴責。

媒體改造運動躍然登場

1996年《電信法》普這場新興社會運動媒體改造運動搧風點火,《國家》、《進步主義者》、《此時此刻》等雜誌特利報導批判主流媒體,如同現在的「媒體教育基金會」所做的一樣。而進步的媒體觀察組織「公平正確報導」(Fairness&Accuracy In Reporting,簡稱FAIR)誕生了。

1996年在舊金山,1997年在紐約,全國性的「媒體與民主」會議也吸引很多人參加。福特基金會資助的2千年調查指出,50%美國人高度關切媒體併購,86%表達一定程度關切,70%美國人認為媒體集團愈來愈龐大,60%不相信併購會帶來更好的內容與服務。

媒改勢力生機勃勃,1999年在西雅圖反WTO示威活動中,誕生了「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s),雖然這麼多活動表示美國人關心這些議題,但媒改運動依舊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和商業媒體之外,不存在於多數美國人民心中。

21世紀初,非裔美國人康達哥在伊利諾州的春田透過低功率調頻電台向群眾對話,而FCC主席肯納德(Willian Kennard )因為無法取締低功率電台,轉而要地方社區團體接手合法化。但商業電台主要支持者卻推翻這項計畫,低功率調頻電台的草根力量最後終舊輸了,低功率調頻電台數目從千個降到幾百個,肯納德說:「如同一早醒來,突然發現法案已底定,人們完全被擺了一道。」

2002年春,佛蒙特州眾議員桑德展開「國會議員下鄉與民眾面對面」活動,鎖定「財團控制媒體問題」,吸引了數以百計人潮,回響熱烈。

2001年10月,鮑威爾取代肯納德為FCC新主席後,在委員會成立「媒體所有權特別工作小組」,進行解除媒體所有權規範活動」,「消費者聯盟」等單位則展開全面反制。

根據規定,企業在單一市場只能擁有一家電視台,少數大城市也只能有兩家 ,且單一企業覆藝的收視人口總數不能超過總收視人口的35%,不過,在FCC同意下,維康與新聞集體擁有特權 ,已超過規定的占有率。

鮑威爾對決柯普斯

鮑威爾認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讓企業先吃蔬菜才吃點心。」他認為FCC角色就是要讓媒體集團取得更多獲利,他主張讓創新者自由取得市場對大家都有利。2002年歲末,FCC裡的共和黨員要完全解除所有權限制。在此同時,民間反對媒體鬆綁的民間力量也組織起來。
2003年元月,情勢變化,參議員達許利的助理阿德斯坦進入FCC,他主張:「讓少數強大企業全然控制媒體,違反自由社會根本原則」。

鮑威爾如同媒體鉅子梅鐸或雷史東的代言人,他在《今日美國》雜誌說:「大量選擇意味更多節目更多選擇,也給公民更多控制權,除了增加數百電視頻道外力美國還有無止的資訊提供管道。」
但消費者聯盟的穆瑞指出:「有線電視可有五百個頻道,但供由五家公司控制了這個市場,其市場占有率跟1970年代三大電視網一樣。」

左右攜手

2003年時,對鮑威爾的聲浪累積到三百萬民眾,此時美國攻伊拉克時反戰運動風起雲湧,但反戰人士卻得花更多時間與主流電視新聞報導對抗,新聞台處理布希開戰時豪無批判性形同政府宣傳工具。國家廣播公司的頻道MSNBC二月時把唐納修節目停播,原因是其節目來賓反戰反布希,質疑政府開戰。
此外,清靜頻道電台舉辦支持戰爭的集會,並開除一個曾 最佳廣播獎的主持人,只因為她反戰。在此同時,清靜電台和梅鐸新聞集體正在尋求購併更多媒體,梅鐸宣布要買下「直播電視」公司,這公司是美國衛星電視傳輸的龍頭。
在此同時,保守勢力也反對媒體所有權管制鬆綁。專欄作家薩弗爾在《紐約時報》寫了八篇文章反對鮑威爾,他說:「各種權力的集中化,無論是政治的、企業的、媒體的、或文化的,對保守主義者來說都是一種詛咒。權力必須透過地區性的分散,才能鼓勵個別民眾的參與,這也是聯邦主義的精神,更是民主政治的表現」、「媒體領域裡的權力集中化,也會讓某一政治黨派在政治領域裡獨掌大權。」

史上最艱辛的勝利

12月時,CNN的「今夜和羅多布聊天」節目進行了一次非正式電視民意調查,詢問觀眾:「你認為大型媒體集團應被解組嗎?」五千名回答者中,96%回答:「是」。
此外,2003年選民最關注的議題中,媒體問題高居第二,這也是國會議員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會因為媒體政策上的立場而失去選票。

2003年這場轟動全國的戰鬥結果算是勝利了,但媒體系統本身還是停留在2003年6月1日的情況,大家都不想像現存媒體系統更惡化才團結起來,不過,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延續民氣。更重要的是要讓民眾相信:媒體做為一種政治力量,我們不是只有忍受它,我們也可以來決定它的形態。或許很多人會說,財團的巨大金錢攻勢可以輕意摧毀人民的組織和努力,但我們可以說,最困難的一仗已經打過了,而且獲得勝利,媒體改造再也不是無法想像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已經開始改變。

一點點心得

相較於美國2003年的這場社會力量與財團的戰爭,台灣的媒改力量也在凝聚之中,2005年,立法院通過NCC的過程中,凝聚了多少社會期待與民眾壓力。這些年來,罵媒體與笑記者成為這個社會的顯學,打開部落格,恥笑媒體成為大家必備的技能,但是,這場媒改運動中,我們是否有讓社會更好,情況有所改變嗎?
2005年年底,台灣社會各界熱烈討論電視新聞與政論節目的表現、爭論媒體所有權的外資比例問題,以及整體傳播環境與政策的改革。但是,台灣情況更糟的是這一場政治惡鬥,很多議題與主張,因為在藍綠分明的立場之中,我們喪失了很多對話的機會,也延宕了解決時機。

與美國相同的是,我們的政治力與公部門喪失了解決事情與討論事情的能力,但我卻覺得,一股取代代議士政治的社會民間力量正在縕釀之中,或許2005年年底只是開端,2006年希望更多的媒改團體與社會力量能夠改變我們、改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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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聞請加註警語


「吸菸有害健康」,印在菸盒上的這小小一行字,是人民與菸商對抗多久才印上去的?相較於醫界與人民對於菸酒有害人體的覺醒,我們是否有一天會驀然發現,21世紀台灣的新聞已根本有害身心健康?多屬虛矯誇大不實?那麼,我們是否也應在新聞之後加註:「本新聞有害精神衛生!」、或政論節目片尾不只加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並且加註:「以上言論已被置入一種思考模式」、或「今日言論置入一種病菌,如發病請儘快就醫」。

台灣的新聞出了什麼問題呢?政治新聞依老闆與幹部政治傾向,置入兩種國家認同,成為藍綠文宣;其他新聞則置入不同的商品,報紙的頭版可以賣,雜誌的首頁更可以賣,新聞幾已成為完全「消費者」的場域。美國傳播學者賀絲特(Susan Herbst)將歐美媒體作為民意表達空間的歷史,區分為十八世紀法國新興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的「菁英型」(elite)、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社會不同政黨與利益團體的「團體型」(group)、和廿世紀中期民調與收視率技術發展下的「閱聽人公民型」(audience)。時至今日廿一世紀台灣,劉昌德(2002)認為現在已變成「娛樂消費者」取代了「閱聽人公民」,這符合J.Harbermas的商業化導致公共領域的「再封建」(refeudalization),公民在這個再封建的過程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消費者」身份認同,公共領域則退化為「大眾文化消費者」的場域。

如上圖這是十一月十一日聯合晚報的十一版「愛家畫題」版,全版以新聞討論木柵房價起動,但細看其中新聞,正是標準的新聞廣告化,逐一介紹春風碧璽、極美山莊、涵碧園等木柵新建案,文中還強調分別是休閒社區、萬坪保護區等,其中提到「涵碧園」的內文幾乎與下圖的涵碧園廣告文宣雷同。

上述只是平面報紙小小案例之一而已,根據張耀仁(2002)研究,三家無線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中的娛樂新聞已占三成以上,分別是34.9%、33.7%、31.4%,報導形式上以演藝人員的宣傳活動占73.8%,同時,三台晚間娛樂新聞的同質性高達69.8%。距離張耀仁的研究至今已三年,報章媒體到電視的公關、廣告、行銷操控一切的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McManus(1994、1995)所提出的市場導向新聞學概念(market-driven journalism),媒體公司新聞部門不是向讀者或觀眾負責,而是向市場負責,尤其是向廣告主、消息來源或投資者三層面。在這樣市場導向運作之中,傳統的新聞定義「公器」即將退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項「外顯性商品」,過去有關新聞媒體所該擔負的規範性功能,如社會教育、監督環境等價值觀全面改變。這套市場導向新聞學的新教義具有三特點:一、閱聽人已被視為消費者(consumer)而不再是具理性溝通能力的公眾(public);二、個人的選擇與消費決定,是媒體的終極制裁;三、商品拜物教(Fetishism)與市場無形之手的法則,成為新聞室內的強勢專業義理,並將之內化為新聞業的價值觀。亦即在市場導向的新聞概念下,閱聽人與新聞成了消費者與商品,而非公眾與公共財(俞旭、黃煜,1997:230)。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的民意論壇版的文章「正義?媚俗而已!」也提到這個觀點,文中指出,2100全民開講對高捷弊案沒完沒了的窮追猛打,與台灣龍捲風一演幾百集沒啥兩模,演到沒人看為止就是了;之前節目轉型討論公共政策也不是真的關心這些議題,原本互噴口水的節目內容收視率下掉了,只好換點新鮮的試試看。把TVBS拱成正義急先鋒或是老共的魔鬼代言人都太沈重了,他們只在乎能不能賣(王盈勛,2005)。在此同時,大韓民族賣給我們泡菜俊男、美國好來塢賣給我們西方價值、中國賣給我們長江啊黃河啊式的祖國情懷。台灣閱聽眾像是電影「火星總動員」裡的阿諾史瓦辛格,一個火星叛軍領袖也可能被殖入晶片誤以為自己是地球上的土木工人。

當政論節目、連續劇、新聞、報紙新聞版面等媒介與妓女一樣賣光光,讓建商、爆料政客、財團無止境的置入時,什麼都在賣的同時,現在已不是再討論媒介第四權、言論自由、無冕王或哈伯瑪斯什麼碗糕的時刻了,我們最該做的是盡速向全民展開媒介素養課程,建立全民對這個新媒介新商品時代的認知,讓囝仔大小認清現況與事實。

雖然我一向對於社會底層、人民草根的力量有信心,而且當2004年大選灌票、上流美與下流海現象、記者蹲下來SNG報淹水新聞之後,人民對媒體的覺醒已超乎我們的想像,但,如法國精神分析學者拉崗(Jacques Lacan)曾說,人們往往無法抗拒那種「在它之中又多於它」(in it and more than it)之下的誘惑力,因此人們往往被新聞、被廣告,被各種熟悉心理學的媒介所挑動,而不知不覺中被誘惑、被改變了。

抽菸加註警語之後,曾有民調發現24.47-33.31的人認為警語「根本無效」,而且有更多的人更時常看到鼓勵吸菸的廣告或畫面(李蘭,1993,臺灣地區成年人吸菸行為及其對菸害、香菸警語及廣告之認知),先進國家已規定在菸盒上印上駭人的菸品致癌畫面。當全世界如此對待吸菸的癮君子時,那麼,我們是否更該以同樣的健康標準,來面對台灣這些不健康不衛生,而且讓閱聽人成癮的新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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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4

一對純白的瓦西里椅


Randy在他四十四歲的這一年,很堅持他一定要買一對瓦西里椅,儘管我一直認為家裡的椅子太多,但在他的堅持下,家裡多了一對白色的導演椅。

這把椅子,是Marcel Lajos Breuer(1902-1981年)布魯爾在1925年他二十三歲的那一年設計的,這也是世界上第一把鋼管椅子,很巧,距離現在剛好八十年整,23歲時的布魯爾,想必當時並不知道這把椅子的影響至今。

布魯爾為了紀念他的老師瓦西里‧康定斯基,取名為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Wassily chair第一次應用新材料彎曲鋼管,後來因此家喻戶曉名垂青史。然而在他的設計生涯中,材料的新或舊並非設計主要力量,現代社會中的任何材料,只要恰當理解合理使用,都會表現出內在價值。


Breuer是在1902年5月21日出生在匈牙利,父親是一位醫生,從小喜愛繪畫及雕刻,18歲時獲得一筆獎學金去維也納藝術學院學習。然而,Breuer在維也納只待了5個星期,因為他發現自己的藝術才華更應投入實用藝術中去,卻發現自己對許多基本工具都不熟悉,認識到從頭學起的重要性,他最終來到德國進入剛剛成立的Bauhaus(包豪斯)設計學院。在包豪斯期間,他分別結識了格羅皮烏斯、密斯、柯布西耶等設計大師,在建築設計方面受其影響很大,但Breuer傢俱設計方面的天才卻令所有同仁敬佩。畢業後Breuer留校任教,並負責傢俱設計專業。

包豪斯的種種故事至今仍是設計界的傳奇故事,Breuer在Bauhaus school讀書4年是現代藝術運動早期最活躍的時期,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各種先鋒派藝術觀念,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表現主義「風格派」和「結構主義」。格羅皮烏蒼白民聘請的包豪斯教師中就有許多這些藝術流派的代表人物,如基礎課教授約翰尼斯•伊頓(Johannes Itten,1888-1967)是表現主義的一個主要代表人和,而著名畫家保羅•克利(Paul Klee,1879-1940)和瓦西裏•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更是影響極大的抽象派表現主義畫家。杜斯伯格的風格派及結構主義也時常進入校園,加上後來取代伊頓任教基礎課的莫霍利•那吉(Moholy Nagy,1985-1946)所代表的新結構主義思潮,都對Breuer有相當大的影響。

1920年在Bauhaus school求學時,對家具設計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具部學習與工作,早期的作品具有很強的德國表現主義,簡單的原始主義設計也很感興趣。他的作品有的好像非洲原始家具,有的則具有很強的表現特征,特別受到荷蘭風格派設計師里特維特(G‧Rietveld)的影響,家具具有明顯的立體主義雕塑特征。當時他設計的椅子大部分是木頭的,加上帆布坐墊和靠背,用標準化構件,簡單的幾何外型。下圖是Breuer於1922年所設計的一件木質扶手椅,已經具備未來創作的雛型。
當Bauhaus school遷到迪索以後,Breuer成為家具部的設計老師。校長格羅皮烏斯為諸位老師設計了新住宅,並請布勞耶為這批住宅設計傢俱,其中為康定斯基住宅所設計的瓦西裏椅就是這批傢俱中的一件。在這件作品中布勞耶引入了他在Bauhaus school所受到的全部影響:其方塊的形式來自立體派,交叉的平面構圖來自“風格派”,暴露在外的複雜的構架則來自結構主義,在此基礎上他再引入彎曲鋼管這種雖然最新發明去在其設計中充滿新意的材料。“瓦西裏椅”後來由世界許多廠家生產過,至今仍以各種變體形式製作著。這件作品對設計界的影響是劃時代的,它不僅影響著布勞耶以後的設計作品,而且影響著成百上千的其他設計師的作品。如另一位大師在柯布西耶1928年設計的馬斯庫蘭椅(Basulant)就受到瓦西裏椅的啟發。

這種世界首創的鋼管家具是從"阿德勒"牌自行車的車把上得到啟發,從而萌發了用鋼管制作家具的設想,1925年設計的第一把鋼管椅子--瓦西里椅子,造型輕巧優美,結構單純簡潔,具有很優良的性能,這種新的家具形式很快風行世界。瓦西里椅子曾被稱作20世紀椅子的象征,在現代家具設計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下圖是wassily椅的側面圖。

由于鋼管家具具有包豪斯最典型的特點,以至于被後人認為是包豪斯的同義詞。他用鋼管和皮革或者紡織品結合,還設計出大量功能良好,造型現代化的新家具,包括椅子、桌子、茶幾等,得到世界廣泛的歡迎。他也是第一個采用電鍍鎳來裝飾金屬的設計家。關于金屬家具,Breuer認為︰金屬家具是現代居室的一部分,它是無風格的,因為它除了用途和必要的結構外,並不期望表達任何特定的風格。……所有類型的家具都是有同樣的標準化的基本部分構成,這些部分隨時都可以分開或轉換。1926年,又出現了這樣創意的「俱樂部鋼管椅 」。

Breuer設計瓦西里椅成功以後,他始終繼續探索再開發彎曲鋼管用,1929年設計出第一件充分利用懸臂彈性原理的休閒椅。無論坐面還是扶手都有完全的彈性,這是對傢俱舒適的進一步考慮。同時,他體認識到材料給人觸覺的冷漠,因此他考慮採用其他手感理更好的材料接觸人體。如瓦西裏椅中用帆布或皮革,並再規畫用編藤和軟木,這樣人體就不會與冷漠的鋼管作用直接的接觸。1927年,他再設計了鋼管桌,有點冷,但線條感很強,如下圖:


這篇發表于1928年的文章,顯示了Bauhaus school有關家庭用品的設計思想,已經超出了它最初的以手工藝為基礎的出發點,1925年至1928年Breuer設計的家具由柏林的家具廠商大批投入生產,同時他還為柏林的費德爾家具廠設計標準化的家具,這種標準化的家具生產方式為現代大批量的工業化的家具制作奠定了基礎。

1928年,鋼管椅又出現新的模樣,但很奇怪,人們對於第一代椅子卻有特殊的感覺與喜好,而且坐過瓦西里椅之後,就很難忘懷那種感覺。雖然有點像導演椅,但感覺更加舒服。

1935年Breuer使用彎曲合板技術的作品,做成了Isokon 躺椅,這樣的椅子都具有Breuer的設計特性,就是屁股坐下去那一剎那的感覺很放鬆。

現在家裡躺著一對白色的瓦西里椅,很多朋友關心的問我:「這樣的大師椅子會不會很貴啊!」,其實,談起來很不好意思,文昌街有一些管道可以買到,因為我厭惡真皮那種從動物身上剝奪下來的感覺,我一向是選擇「合成皮」的,換言之也就是人造纖維的椅子,再加上一些著作權上的處理,所以…真的是不太貴啦!

80年代門蒂尼的重要作品之一,是將Breuer的Wassily椅改成具有裝飾、娛樂意味的後現代設計,而又如歐洲新藝術時期Mackintosh的梯椅(如下圖),李特維德的紅藍椅,也都是椅子的再設計。這種將經典設計作品再設計的方法,曾見於許多不同時期,畫家馬內將古典名作,改畫成草地上的午餐,激起觀賞者的新認知。現代藝術之父杜象,對於蒙娜麗莎經典形象的嘲諷手法,但是孟菲斯集團應用此方法,在後現代的潮流下,顯得相當普遍,家具再設計行為在80年代也成為一種潮流。

Breuer於1933年1937年因為德國納粹等因素隨學校赴美國發展之後,Breuer開發了哈佛的建築學。並設計模件鋼框架和水泥Harnischmacher 房子(威斯巴登1932) 。他設計自己在林肯, 馬薩諸塞(1939)的家,1946 年Breuer設計了科教文組織總部在巴黎(1958) 。其它包括De Bijenkorf 百貨商店(鹿特丹1961); IBM 研究中心(La Garde, 法國1962)、惠特尼博物館美國藝術(紐約1966)、聖約翰的修道院Church, Collegeville明尼蘇達(1967) 。

家裡放了這兩把白椅子後,我時常望著椅子猜想布魯爾當年設計了舉世無雙的鋼管椅,以及站在包豪斯傳奇之中,做為當代設計奇才的想法。坐在瓦西里椅子上遠眺景美溪,有時會想起布魯爾23歲時的意氣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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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4

與常識斷裂


閱讀這篇「田野洗禮,學術的勞動」之後,讓我想起「見樹又見林」這本書所說的,社會學想要帶給我們不是一套特殊的事實或理論,而是一種威力無窮的方式,讓我們能夠觀察世界、思考世界、思考我們和世界的關係。而這篇文章,告訴我一位實際參與運動的社會學研究者,是用什麼態度、方法、過程去理解世界,進一步改變我們的社會。

田野研究、質化研究、媒介的政治經濟學是我最近上課時覺得愈來愈迷人的東西。謝國雄文中提到,田野研究的材料足以回答機制與過程的問題,而且可以帶來「不可承受之重」,逼使他的研究去面對社會的意義、而且找出個人位置的意義,這樣的想法讓他很用「力」與用心的想做出獨特的意義。

此外,謝國雄提到社會學家「介入」運動團體而擔任促成者,中間研究者仍要保持的「學術本來面目」,但是扮演理論家角色,並透過重新概念化以有助於未來的運動。這點令人感佩,就像傳播學者現在必須透過學術影響力,努力來改變傳播環境一樣,介入的過程也是一項學術志業的實踐。

謝國雄文中提到「立基式理論」(因為近日沒空好好研究,還沒有弄得很懂),但他強調這是將質化分析系統化嘗試,且是強調理論的創新而非如量化研究者所做的理論之檢證。如果能讓「質化研究」更加系統化,那麼質化研究當然就完美的多了,但其中如何深化概念、限縮概念、概念細緻化、發展新概念?想起來有點難。例如:如何去評量「媒體對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認同的敵意」?如何去限縮一種主義、一種思想,讓質化研究有系統性的評估?恐怕還得多找點資料才能懂。

文中提到建構對象時要與常識斷裂,不視既存的社會關係為當然,與現象斷裂同時「對現象與使現象如此呈現的機制一併考察,在整體觀的操作下,重新建構研究對象」,以及Bourdieu、 Foucault與 Marx所說的去穿透現象,嚴謹地建構研究對象。這正是我們看事件與問題時所需要學習的,例如,分析政論節目藍綠分明的現象時,十月十三日2100全民開講與三立大話新聞的收視率竟然分別都創新高,李濤節目八名來賓呈現六傾藍二傾綠,鄭弘儀節目呈現一傾藍一本土三傾綠,結果分別創下尼爾森收視率1.68與1.17收視點。除了觀照其中的鏡頭呈現、主持人風格、頻道、主題之外,與其中的媒體對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認同的情況是否有關?當來賓愈純藍/愈純綠,而選舉愈近時,是否愈可以得到ac尼爾森收視率操作的高點呢?但我這樣的想法是否太過常識,我如何找出政論節目的斷裂面,呈現出整個社會及政經脈絡的全貌呢?而且讓質化研究呈現系統化,恐怕我還要再想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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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09

巴塞隆納椅



Mr.Mies van der Rohe密斯凡德羅(德國人1886-1969) 1929年歡迎西班牙國王夫婦到訪巴賽隆納,為巴塞隆納的國際博覽會德國館設計了這張椅子。椅架由兩對相連接的銅管交叉組成,背上的一根弧形管子延伸成前腿,後腿穿過這些管子組成兩個弧形支撐椅座。椅座和椅背由皮帶組成,上面裝有罩皮套的泡沫橡皮墊子。

這張椅子名為「巴塞隆納椅」,被喻為廿世紀最優美雅致的經典椅子之一,也算是現代建築的先驅之一,是現代主義發源的象徵。每天清晨我醒來之後,一轉頭,就會看到書房裡這張新買的、白色的巴塞隆納椅,腦海裡就會把Mr.Mies van der Rohe最愛說的這一句奥古斯丁的名言: Beauty Is the splendor of truth
(美是真的光彩)再想一遍。

Mr.Mies van der Rohe倡導的簡約主義風格和技術美學,代表作品有巴塞隆那博覽會德國館、范斯沃斯住宅、柏林國家美術館、美國西格蘭姆大廈、吐根哈特椅等等。密斯‧凡德羅為現代主義的奠基者之一,包浩斯學校第三任校長。因包浩斯的烏扥邦傾向及社會主義色彩不容於納粹當局。而被迫關閉。密斯本來只是一個石匠,年輕時苦學出身,雖然沒有正式的高中學歷,但對現代建築影響深遠。密斯與創校人葛羅陪斯等人後來流亡到美國,任伊利諾理工院建築系主任。

要體會密斯「少即是多」的原則,紐約的西格蘭姆大樓(Seagram Building,1954~1958)可窺之一二,這是世界上第一棟高層的玻璃帷幕大樓,內部不少設施是密斯與他的徒弟飛利浦‧強生創作,大樓前的廣場約佔地基一半,這也是創舉。現代主義被帶到美國後結合資本家實踐許多作品,因為形式精簡容易模仿,影響到世界各地也影響了其他領域的設計被稱為「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然國際風格卻已缺乏早期現代主義烏扥邦式的社會理想及批判精神,只是後來的模仿者未必如密斯一般注重對細部結構的處理。

據傳,國民黨副主席的辦公室裡,也配備了一個「豆腐椅」與「巴塞隆納椅」,以皮質、鋼管呈現出的現代風格。但我曾進入到國民黨主席與副主席辦公室採訪,卻沒有印象看到這些現代主義的作品,只記得特別訂製的白色大理石桌及大型花瓶。

從1929年Mies為了萬國博覽會德國館設計了這把巴塞隆納椅以來,現代設計思路被引領到了一個與過去迥然不同的方向。這把柏拉圖式的巴塞隆納椅,用了當時代表純正勞工階級的黑色皮革與不鏽鋼,贏得所有人們一致的讚嘆。

因為Mies簡潔俐落的線條,現代設計思路被引領到新方向,柏拉圖式的巴塞隆納椅勇敢宣佈擺脫布爾喬亞的包袱,然後是上個世紀另一位大師Louis Kahn(1901-1974),他的作品龐大、剛強、堅硬、並且一派冷色調,他將「光」的概念引進,散發出神性、引人沉思、改變自我的力量,讓水泥格子樑裸露出來展現出所謂空間的本質(2003年,他的私生子以一紀錄片記錄了一個大師的作品)。沿襲這脈絡,被譽為清水混凝土詩人的安藤忠雄,以裸露的清水混凝土直牆為壓倒性的建筑語言要素,保留混凝土原始純淨的灰色,唯一的裝飾是光線在模板螺孔裡留下的痕跡,這是所謂的禪。

現在,我不只擁有Mies的巴塞隆納椅,而且還有一把Breuer布魯爾的鋼管瓦西迪椅(以後有空再介紹這把椅子),我不喜歡設計的原色:黑。書房裡的白色巴塞隆納椅,讓我懷念起第一眼遇到這把椅子時的年輕歲月。

強調線條、光影、自然的極簡主義其實是廿世紀末的流行,現在,美國作家David Brooks在《新社會菁英的崛起》發明了「BoBos」,這個字的意思是將Bourgeois﹝布爾喬亞﹞與Bohemian﹝波希米亞﹞相連濃縮而成。過去代表資本主義,追求成功與享樂的布爾喬亞族群,與崇尚自由浪漫重視個人價值的波希米亞族群已從過去壁壘分明,在新世紀逐漸合而為一。而且這些波波族是「用健康法則非道德法則來規範世俗慾望。」

「波波族」有點像我嚮往的美國新階級「文化創意派」(Cultural Creatives,CCS ),但廿一世紀的台北現在也很流行復古與金色,與極簡主義愈走愈有距離,現在距離Mr.Mies van der Rohe設計巴賽隆納椅的1929年其實過了74載,極簡的白椅子放到書房裡,擺滿了書,一點也不簡潔。只是用力一坐到Barcelona chair時,我總覺得大師的物理力學一定學得不錯,屁股的重量就會沈到椅墊上,坐起來很舒服,腦海裡再回味起十餘年前赴歐旅遊的青春時光。



延伸閱讀
**遇到年輕的創業故事(一)
**遇到年輕的創業力量(二)
**《極地之光》看瑞典的文創經驗
**一對純白瓦西里椅,布魯爾23歲的意氣風發
**文創新族群:從白色的巴塞隆納椅談起
**我的機器人情節:記憶體與腦容量之間
**吳念真和張大魯的簽名及布娃娃
**姬瑪赫捷運藝術品能到台北街頭嗎?
**《我的機器人女友》電影裡的東京大地震預言
**來搶救兒時記憶:我們的兒童樂園
**迪化街的小孩來看看永樂市場拉皮案
**情趣內衣蔡家打造的legavenue王國
**反共抗餓!德拉克羅瓦作品的心情
**台灣派部落客杯,小魔女失去魔法的心情
**落後的電影政令宣導
**觀光客的凝視:世界就像一個百貨公司
**大龍峒文化是什麼?什麼是我們的文化?

讀書筆記延伸閱讀:
**李敏勇的《顫慄心風景》詩集:用詩與心拯救我們的國度
**《極地之光》瑞典設計經濟學:讓窮人也能享有好的設計
**《傅正》:立根破岩,千磨萬擊還艱韌
**從手指辨字,看直覺能訓練嗎?
**《觀光客的凝視》:符號的建構與虛實
**《偉大城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
**《新政府運動》:政府部門在意的當然是利益團體
**《發明未來的企業》:超越利害精算擁抱自己的價值
**《鳥為什麼鳴叫》:從莫札特那隻鳥談起
**《領導學散步》:大石頭理論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高感性與高體會的人
**《反叛的凝視》:部落客與社會對話
**《科學人雜誌》:沒有頭的小強只是比較笨,不會死
**《問題媒體》:政府部門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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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30

看新聞請加註警語


「吸菸有害健康」,印在菸盒上的這小小一行字,是人民與菸商對抗多久才印上去的?相較於醫界與人民對於菸酒有害人體的覺醒,我們是否有一天會驀然發現,21世紀台灣的新聞已根本有害身心健康?多屬虛矯誇大不實?那麼,我們是否也應在新聞之後加註:「本新聞有害精神衛生!」、或政論節目片尾不只加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並且加註:「以上言論已被置入一種思考模式」、或「今日言論置入一種病菌,如發病請儘快就醫」。

台灣的新聞出了什麼問題呢?政治新聞依老闆與幹部政治傾向,置入兩種國家認同,成為藍綠文宣;其他新聞則置入不同的商品,報紙的頭版可以賣,雜誌的首頁更可以賣,新聞幾已成為完全「消費者」的場域。美國傳播學者賀絲特(Susan Herbst)將歐美媒體作為民意表達空間的歷史,區分為十八世紀法國新興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的「菁英型」(elite)、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社會不同政黨與利益團體的「團體型」(group)、和廿世紀中期民調與收視率技術發展下的「閱聽人公民型」(audience)。時至今日廿一世紀台灣,劉昌德(2002)認為現在已變成「娛樂消費者」取代了「閱聽人公民」,這符合J.Harbermas的商業化導致公共領域的「再封建」(refeudalization),公民在這個再封建的過程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消費者」身份認同,公共領域則退化為「大眾文化消費者」的場域。

如上圖這是十一月十一日聯合晚報的十一版「愛家畫題」版,全版以新聞討論木柵房價起動,但細看其中新聞,正是標準的新聞廣告化,逐一介紹春風碧璽、極美山莊、涵碧園等木柵新建案,文中還強調分別是休閒社區、萬坪保護區等,其中提到「涵碧園」的內文幾乎與下圖的涵碧園廣告文宣雷同。

上述只是平面報紙小小案例之一而已,根據張耀仁(2002)研究,三家無線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中的娛樂新聞已占三成以上,分別是34.9%、33.7%、31.4%,報導形式上以演藝人員的宣傳活動占73.8%,同時,三台晚間娛樂新聞的同質性高達69.8%。距離張耀仁的研究至今已三年,報章媒體到電視的公關、廣告、行銷操控一切的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McManus(1994、1995)所提出的市場導向新聞學概念(market-driven journalism),媒體公司新聞部門不是向讀者或觀眾負責,而是向市場負責,尤其是向廣告主、消息來源或投資者三層面。在這樣市場導向運作之中,傳統的新聞定義「公器」即將退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項「外顯性商品」,過去有關新聞媒體所該擔負的規範性功能,如社會教育、監督環境等價值觀全面改變。這套市場導向新聞學的新教義具有三特點:一、閱聽人已被視為消費者(consumer)而不再是具理性溝通能力的公眾(public);二、個人的選擇與消費決定,是媒體的終極制裁;三、商品拜物教(Fetishism)與市場無形之手的法則,成為新聞室內的強勢專業義理,並將之內化為新聞業的價值觀。亦即在市場導向的新聞概念下,閱聽人與新聞成了消費者與商品,而非公眾與公共財(俞旭、黃煜,1997:230)。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的民意論壇版的文章「正義?媚俗而已!」也提到這個觀點,文中指出,2100全民開講對高捷弊案沒完沒了的窮追猛打,與台灣龍捲風一演幾百集沒啥兩模,演到沒人看為止就是了;之前節目轉型討論公共政策也不是真的關心這些議題,原本互噴口水的節目內容收視率下掉了,只好換點新鮮的試試看。把TVBS拱成正義急先鋒或是老共的魔鬼代言人都太沈重了,他們只在乎能不能賣(王盈勛,2005)。在此同時,大韓民族賣給我們泡菜俊男、美國好來塢賣給我們西方價值、中國賣給我們長江啊黃河啊式的祖國情懷。台灣閱聽眾像是電影「火星總動員」裡的阿諾史瓦辛格,一個火星叛軍領袖也可能被殖入晶片誤以為自己是地球上的土木工人。

當政論節目、連續劇、新聞、報紙新聞版面等媒介與妓女一樣賣光光,讓建商、爆料政客、財團無止境的置入時,什麼都在賣的同時,現在已不是再討論媒介第四權、言論自由、無冕王或哈伯瑪斯什麼碗糕的時刻了,我們最該做的是盡速向全民展開媒介素養課程,建立全民對這個新媒介新商品時代的認知,讓囝仔大小認清現況與事實。

雖然我一向對於社會底層、人民草根的力量有信心,而且當2004年大選灌票、上流美與下流海現象、記者蹲下來SNG報淹水新聞之後,人民對媒體的覺醒已超乎我們的想像,但,如法國精神分析學者拉崗(Jacques Lacan)曾說,人們往往無法抗拒那種「在它之中又多於它」(in it and more than it)之下的誘惑力,因此人們往往被新聞、被廣告,被各種熟悉心理學的媒介所挑動,而不知不覺中被誘惑、被改變了。

抽菸加註警語之後,曾有民調發現24.47-33.31的人認為警語「根本無效」,而且有更多的人更時常看到鼓勵吸菸的廣告或畫面(李蘭,1993,臺灣地區成年人吸菸行為及其對菸害、香菸警語及廣告之認知),先進國家已規定在菸盒上印上駭人的菸品致癌畫面。當全世界如此對待吸菸的癮君子時,那麼,我們是否更該以同樣的健康標準,來面對台灣這些不健康不衛生,而且讓閱聽人成癮的新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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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改變共舞



聖雄甘地曾說:「想要改變這個世界,就先把自己當作對象,從改變自己開始吧!」本書中提示,改變有其難度,因為迷思MYTHOLOGY很難被揚棄,而且「改變」的迷思亦同,愈是瞬間發生的改變愈難理解本質

書中提出超脫因循改變自己的方法,也就是根據實際需要(situated actor),持續地框定. (framing)問題、採取行動與反思(reflection)學習;此一問題解決系統的特徵,強調框定問題的重要,更甚於問題解決重新框架(reframing)。

重新框架是一種藝術,重新框定是只從另一觀點或不同角度檢視個人所處情境。重新框架不是更改已發生的事,而是以所發生的事為素材,從另一角度、觀點,重新解釋、重新發現意義。當一個人能重新框架個人觀點,改變就自然發生,此改變不僅在對相同事物有不同想法,更能因而產生新的行動。

此外,改變的發生可以是第一序的改變(系統內的改變),也可以是第二序的改變(系統本身產生改變)。也可以採用比喻(parable)或隱喻(metaphor)的方式,協助當事人重新框架自我的處境。

模控學CYBERNETICS對轉化的概念也是有趣的觀點:轉化是被設定的,而不「真」的是什麼,是基於所需要的改變設定的一組指令。發現有計畫的介入人的問題時,不是問「為什麼」而是問「是什麼」。要分辨一個系統(個人、家庭 、社會等)優劣,重要的是:系統能否自行改變,或已卡在無法自行停止的遊戲中。

試以近日的澎恰恰的情色光碟事件為例,來看澎恰恰及其友人所採取的危機處理。第一序改變:交付贖款贖回光碟,但一再被各方不同的中間人黑吃黑,向地下錢莊借錢、或跳槽民視賺更多錢。第二序:直接出來開記者會,講出一個憂鬱症及吃fm2的故事,跳出付錢的循環。重新框定:我只是花心,不是色魔。跳出真實的故事,重新定義自己。再框定:張菲與陳美鳳與白冰冰打氣,讓黑道遠離演藝圈。這些動作都與實際事實無關。

一.如果我們是新聞局長,面對當前NCC的困境,如何循書中方式找出途徑,改變變局?
二.查覺瞬間的改變才是難度之所在,時常得反思以跳出現況俯視全局。但回首人生道路,每一個決定似乎都埋下了未來轉變的伏筆,但當我們反思發現情況改變,往往都是變局已成為困境時,如何才能預見未來的轉變,做出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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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23

在兩個脈胳間遊走


「論學術藝師精神」一文提到「發現的脈絡」(the context of discovery)與「呈現的脈絡」(the context of presentation),兩組概念,前者是還在思考自己想法的脈絡,後者則是呈現給其他人的脈絡,他建議寫作時應採「呈現的脈絡」,在呈現的脈絡裡面,因為必須去兼顧他者的想法,有回饋與反思,或可得到新觀念,成為又成為新的發現脈絡。

C Wright Mills還強調:「必須在兩個脈絡間遊走出入,而當你遊走出入時,最好要知道你下一步的方向。」,同樣的,Robert K. Merton在「Notes on Problen-Finding in Sociology」也強調發現問題比回答問題找出答案困難。大部分重要的社會學研究問題不是來自內部變化,是來自於社會、生活、歷史事件重大變化。

在「馬克思的方法與方法論」一書中,黃瑞祺也曾提及:「科學哲學長久以來就有所謂「發現的脈絡」(context of discovery)與「證實或表述的脈絡」(context of validation or presentation)之分,前者探究發現一個新結果,後者將研究結果證實或表述出來。但至於人類是如何發現,如何想像?有一派主張「科學發現和天份、靈感,甚或是潛意識有關,屬於偶然性的領域,沒有邏輯或模式可言。」另一派則認為「科學發現也有邏輯或模式可循」。

有趣的是,在Allan W. Wicker 所撰的「Getting out of our Conceptual Ruts」一文提到幾個激發創意的方法,如想像極端、改變規模等、交叉分類、比較製表…,正巧又與Mills所說的激發想像力的七種方法異曲同工。最近在製作政論節目的過程中,深深感嘆最難處的確是找尋問題意識的過程,找出當天節目的主問題,之後在過程之中「再發現」(re-discovery),反而可以釐清紛擾,找出答案。

問題一:Robert批判當代研究方法,他認為套用前人結論放在自己的論文裡,透過電腦統計跑數字印證假設,這樣的研究方式是不能真正回答問題。依Robert的說法,上學期的一些媒介研究量化作業是否都失去意義?

問題二:人類的想像力是否也有邏輯或模式可循?文中所說要突破窠臼,思考不同設計與作法,有沒有規則或模式可依循?
問題三:文末強調要避免方法與技巧的崇拜,使真誠的學術藝師重生,努力成為這種藝師。我認為藝師也是指社會學研究者的熱忱,這樣的熱忱是否需從關心社會與人群開始?如何召喚出靈魂深處這樣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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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14

我恐懼故我在



大年夜,當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從國外趕回台灣吃年夜飯這一剎那,電鍋裡卻只有饅頭與包子,曾志朗把包子留給老婆大人洪蘭,拿著饅頭到院子邊看公文邊吃。大年夜的這一刻,洪蘭正忙著翻譯的是麥克‧克萊頓所寫的的高科技緊張刺激小說《恐懼之邦》(State of Fear)。

花了三年的時間閱讀資料,麥克‧克萊頓用作學術論文的態度來寫小說,這本書雖是虛構小說,但註釋的內容卻是來自真的論文。相較於台灣學者常用寫小說的態度寫論文、台灣記者用寫小說的態度寫新聞,虛虛實實之間,我真分不出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恐懼之邦」挑戰全球暖化的「溫室效應」論述,挑戰我心中自以為是的環保熱情。地球到底有沒有暖化的迫切危機?第295頁援引1998年10月美國國家學院彙編,其中韓森博士在1988年夏天宣布全球暖化,並預測往後十年內溫度會上升攝氏0.35,但事實上只上升了0.11度,韓森的預言失準。難道,全球暖化、溫室效應只是環保人士的一場大騙局?真的嗎?

「當然不是!」曾志朗提醒我,這終究只是小說,但「恐懼之邦」的論述卻仍時時刻刻提醒我,面對任何集體意識時要有更多的清醒與自省。

第536頁說,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要控制人民行為,使他們安分守己溫馴聽話,一個主權如果要人民開車靠右、乖乖繳稅,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人民「恐懼」。

所以,西方國家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讓人民活在恐懼中,恐懼核子戰爭、共產主義、鐵幕、邪惡帝國。而,共產主義國家也是在做同樣的事。但,突然之間,1989年秋天冷戰結束之後,柏林圍牆倒下創造了「恐懼的真空」,這個真空則是由繼之而來的「環境危機」所填補。

1960年代艾森豪總統警告美國人要小心國家被一個軍隊、工業複合體所統治。但事實上,過去十餘年來,人類是否早己被新的複合體所控制,它比以前那個工業複合體更強更有滲透力,也就是「政治-法律-媒體」的複合體,這個複合體致力於引導人民的恐懼,藉口要提升大家的安全,但這只是為了恐懼統治。

相較於「恐懼之邦」,台灣的政治、法律與媒體的力量遠較小說中大得多,我們正如書中所述,這個複合體互相為用專門來恐嚇人民。媒體自比烏鴉不報喜,但我正也是增加人民恐懼的共犯結構!

七月份「科學人」月刊正巧「肥胖」為主題,質疑減肥健身業者結合科學家誇大肥胖的害處,讓人類花太多時間處理肥胖問題,卻可能根本無益於健康,台灣人何只落入恐懼「肥胖」之中!市面女性成衣幾乎是「少女尺寸」,逼使成年女性買不到衣服,我們恐懼肥胖、恐懼變老、恐懼資訊落後、恐懼基因食品與物價高漲、恐懼水果銷中、恐懼馬英九、恐懼老共,也恐懼自己不知道最新的流行歌曲、最新的餐廳,恐懼處於「恐懼之島」此刻窗外的寂寥。

我恐懼故我在!第227頁說,美國人曾長期討論「非洲殺人蜂」將為害美國,但,當殺人蜂蔓延美國之後,其實也沒發生什麼問題;二千年各國預言千禧蟲是大災難,但最後也不了了之。

當人類面對未知時,預言或警告多是危言聳聽!去年才在學校學到「風險傳播學」,但這風險的評估與判斷是否與我心中的恐懼成正比。三百年前英國蒙田說的:「沒有什麼東西,能比『無知』帶來更大的信心」,如果對事情的了解愈少,信心愈堅定。那麼,是否不知道比知道還要來的好呢?

DDT是否該禁用?第573頁中麥克.克萊頓認為DDT是殺死蚊子最好的東西,禁用之後每年有兩百萬人死於瘧疾,多數是兒童,這些死亡本來是不必發生的,禁用DDT共造成五千萬人枉死,死亡人數超越希特勒,但環保運動卻一直在推動這個。如果環保只是一個恐懼者的預言,什麼才是我們該恐懼的?

閱讀這本書的同時,八大工業國高峰會正巧於2005年7月6日在蘇格蘭談到氣候變遷與地球化化問題,相對於恐懼之邦這本書,「法新社」來自蘇格蘭的報導真像是一篇小說,這篇法新社這麼說:「科學家擔心人為全球暖化,人類將數十億年來埋藏在地底下、含碳量豐富的礦石提煉出來並燃燒使用,每年排放出數十億公噸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這種溫室氣體將太陽的熱能包覆在大氣層中,讓熱量無法散逸至外太空。」

此刻,聯合國氣候暖化專責機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IPCC)認為,人為造成暖化的證據已相當明顯。今年十一月各國將在加拿大蒙特婁開會,討論2012年議定書期限屆滿後的後續發展。此刻,我一手是法新社報導,一手是環保小說,我真要陷入混亂,什麼才是對的?

沒有真理,只有懷疑。大年夜裡,伏案翻譯吃包子的洪蘭說,他與坐在院子啃饅頭批公文的曾志朗婚後三十五年,兩人的關係已如印地安人與大自然般和平共存,誰是那個印地安人而誰是大自然呢?

閱讀這本「恐懼之邦」,我在麥克‧克萊頓的文字中檢視自己的恐懼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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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30

從滿池的福馬林中,撈出胸膛開花的政治犯



那是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時代,是情治單位搶功的年代,那也是個荒謬的年代。閱讀唐山出版社的「回憶,見證白色恐怖」。政治犯陳英泰從小監獄到社會大監獄,在十二年又半個月住遍全台最恐怖的監獄後,道盡了戒嚴時代的不幸與委屈。

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台灣歷史上最陰暗的一面,國民黨官僚體系與蔣家父子藉此鞏固政權,建立起一黨獨裁的威權統治。書中提到當時各個監獄的面貌,從新店軍人監獄的屠殺、到東本願寺(保安處)挑指甲灌水逼供酷刑、以及保密局、軍法處看守所、內湖新生總隊、綠島歲月…這些昔日恐怖的監獄或刑場,看來以東本願寺最恐怖。其中,最恐怖的刑場馬場町在新店到永和交界處,今日的獅子林也是過去的軍監。喪盡天良的特務還安排「陪葬」戲碼懲處政治犯,就是把政治犯與死囚一起送上刑場,同時開槍,死刑犯胸膛開花時,政治犯被以空包彈凌虐。

這些政治犯被處死後,有的家人無處尋屍,一輩子牽掛,終生心靈折磨。在馬場町被處決的政治犯遺體集中泡在殯儀館一個滿是福馬林的水池裡,家屬到時撈起來,只見到胸膛開花的彈痕令人不捨。更多家人不敢來領政治犯遺體,也有人坐在家中,卻始終沒有等到特務通知見到福馬林中摰愛的最後一面。無人領回的政治犯遺體會被捐給醫學院做大體解剖。難以想像,這些台藉菁英冤屈的靈魂躺在冰冷解剖檯上,面對同為台籍菁英的醫學生時,冷冷的空氣中是否曾發出歷史的歎息。

書中提到,很多政治犯太太失身於特務被迫離婚,有的人被特務敲詐,這些特務當年享盡榮華富貴,多數人到現在仍認為他們是對的,而且因此享有富庶的生活,政治犯則躲藏一生,到現在忍受在社會中下階層的歧視。1953年2月時,綠島新生訓導處甚至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獄方要求政治犯在身上刺青「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很多人因反抗刺青而遭重審槍決。而陳英泰入獄半年之後終於見到了母親,他說:「您有六個孩子,就當沒我這個小孩!」他的母親流淚的說,她的六個小孩每個都非常重要。陳英泰的故事,是一個台大學生的故事。

這是怎麼樣的歷史悲劇呢?什麼樣的統治政權會向政治犯提出這種要求?走過這麼多年,歷史並沒有真的水落石出,很多六七字頭世代甚至還以「蔣家」為崇拜對象,崇拜而接受獨裁者的洗腦,這麼多用生命血淚寫下的故事裡,歷史能找到真正的平反嗎?公義在那裡呢?

最近,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甚至當年帶動要求全民反共防諜的政戰的許歷農還公開說他早就覺得實行社會主義比較好了,在這樣國共領導人杯酒交歡之際,對於五十年前因為國共對峙,國民黨反共而被以匪諜名稱逮捕的政治犯,這個社會應如何對政治犯交待?政治犯在國共再次交歡中再度受到傷害,這些以仇恨面對人民的國民黨當年的當權派是否欠人民一個道歉呢?

白色恐怖時代,許多被捕的菁英份子面臨死亡時無所懼,明天處送死今天仍然保持求知的態度要努力看書,高尚的道德水準更顯示在死前最後一剎那,有人高呼台灣人加油、社會主義萬歲(試問蔣家有何道理因個人成敗而要台灣人仇視社會主義?)死前一剎那,仍有人堅持不肯下跪。當時被捕的名醫很多,在綠島醫務室任軍醫「幫手」的受刑人有當時台大的眼科主任等各科名醫,在綠島的醫師規格甚至可以組成一個台大教學醫院的規模。那個恐怖時代知識份子所展現的良知與道德,相較於現在的台灣社會浮誇短視,今之台灣與那個沒有被國民黨統治的台灣,似乎已失去了很多好的精神與風氣。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大屠殺是統治者的統治術,把菁英消滅殆盡保住蔣家的權力與榮華富貴,陳英泰認為,雖然多數政治犯不必處死,但以蔣家父子的想法來說,為殺一人寧可錯殺一百,反正人民的記憶力有限度,經一段時間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何況白色恐怖大屠殺已是數十年前的事,多數人根本不知道這一段歷史。

二二八檔案中,蔣介石的幕僚甚至在毫無道理之下,層層加重政治犯的罪,只為了討長官歡欣。老蔣還親手在這類公文上蓋「如擬」或「蔣介石」章,並依個人心情把政治犯刑期從五年、十年、死刑隨意增加。

這一本書,讓我重新認識那一個「床鋪通刑場」的年代。歷史與政治、法律與道德的終極責任該由國民黨總裁兼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來承擔,我們應要求把這段歷史及蔣介石的過錯寫在蔣介石廟,讓更多的子弟認識過去,我們才能以更澄明的心面對未來。

政治犯陳英泰自陳,即便出獄之後也是由小牢獄改坐大牢獄,一直到蔣介石辭世,威權時代過去,才解除威脅,但政治犯仍難在社會生存下去,即便如陳先生學歷好,而且做事認真,仍難獲老板重用。

根據美國商業周刊統計,中長期滿留中國境內做生意的台灣人可能逾百萬,這個階層的人口結構絕大多數是受有系統仇日教育的青壯年世代。我的朋友中很多人提到蔣介石還要呼之為「先總統蔣公」,捷運站行過中正紀念堂站時,軌道旁邊還貼上花崗岩以示不同於其他站。這種怪異的歷史認知充斥於社會青壯的這一階層,洗腦教育不知不覺之中,在我們的社會中創造出很多價值觀的混亂。

曾建元教授認為,台灣人民現在常以「後殖民」的姿態來評價白色恐怖史,他說這就像是心理學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遺憾的是,我們及下一代的腦中,這些被殖入的、歪曲的歷史認知,就像是不知不覺中長歪的骨架,長期讓我們的認知與價值觀為之混淆。面對當代許多無史觀的年輕人,以及早就被洗腦的台灣人,我們根本沒學過符合事實的史觀。

相較於過去的白色恐怖的禁忌時代,最近愈來愈多缺乏自信刻意貶抑台灣的言論,例如陳文茜在28日的中國時報上大談上海多棒,把台灣極盡貶低,中國一方面擴充武力,另一方面砸大把鈔票介入台灣的出版、媒體、雜誌、電視,透過意見領袖展開系統性洗腦,這是一個新的媒介恐怖時代,揮別了白色恐怖時代槍殺菁英,不准人民說話式的洗腦,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更嚴峻的、另一個極權政權的灑下金錢鋪天蓋地而來的媒介恐怖洗腦。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的:「和專制主義的對抗,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北京政府視六四為洪水猛獸﹐向中國年輕一代推行「遺忘政策」抹去歷史痕跡,並進一步透過陳文茜等人向台灣人展開新的媒介恐怖洗腦。而台灣年輕人呢,我們早已罹患「失憶症」,我們的教科書裡從來沒教過真正的史實,老蔣與小蔣時代這些血淚的政治犯、台籍領袖的故事早已飄逝於風中,像六張犁的無主孤墳被遺忘於歷史的浪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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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25

形象照/不是我的我



一個朋友看著名片上的形象照問我:「哈,這是十年前的照片吧?」貼上假睫毛、濃妝如面具般厚、擺出瓊瑤女主角pose,咔擦一聲,電腦再把歲月痕跡修掉,沒有一絲皺紋,假的光線、假的笑容,假的眼線與眼神,這是形象照。望著2004年七月完成的形象照,一閃神,也覺得可能很像廿歲時的自己,雖然我早已遺忘二十歲時的模樣。

一個朋友傳了另一張照片給我。他說:「嗨,我在色情網站發現的照片,很像你廿歲的清純模樣!」哇,真的,乍看有點像,愈看愈覺得很多地方不一樣(見上圖,拷貝於不知名的日本色情網站)。好險這張照片什麼都沒露,朋友轉傳這張美美的不知是誰的網路照片,我的msn上也改用這張照片。久了,大家都以為這是我年輕時的形象照。仔細再想想,其實現在的朋友都是這些年認識的,沒有一人真的看見過廿歲的我。

不知不覺中,我常常忘記這其實不是我的照片,以為廿年前我真的長這模樣。不知不覺中,所有朋友都誤以為我廿歲時就長的這模樣。

這只是一個四十歲歐巴桑的錯覺。分手近廿年的那個廿歲的我啊,早已兩相忘於江湖,遺忘了關於她的點點滴滴,對於那個廿歲的女孩沒什麼印象,現在的朋友則根本沒見過她,我們只是從四十歲的皺紋中,幻想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廿歲的她。

而現在,這張形象照是不是我根本不重要,因為所有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內)都這麼認定,我廿歲時就是這形象!

這就是形象照的功能,形塑出一個不是我的我。廿年之後,當我再回頭檢視2004年七月的這些假假的,與本人全然不同的形象照時,相信我也會誤會:這就是年近不惑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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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20

市場導向新聞學


蘇鑰機老師文中提到McManus的四個不同的新聞市場:一、讀者市場、廣告客戶市場、新聞來源市場、投資者的市場。西方社會奉行市場新聞學,雖重視新聞規範與操守,但只是作為制衡。市場導向新聞學的好處是一、避免政府直接控制;二、降低新聞製作成本;三、回應消費者,避免不切實際或產品低劣;四、因市場需求而減少編採偏見,讓報紙切合社會需求。

蘇鑰機一文結論則是:如McManus所謂迎合市場未必能照顧公眾利益,寡頭壟斷下新聞「標準化」。而且資訊瑣碎化、煽情化,甚至出現設計對白、虛構現實、假新聞等。不過,蘋果在政治上確立「親港抗中」的傳媒空間、打破畫一的報紙售價,並擴展「群眾範圍」,模糊質報與大眾報紙的區別。

當代雜誌曾有Colin Sparks的「媒體與民主社會」一文,檢視「後共產主義」社會裡面的媒體,以後共產主義國家擺脫共產主義轉型進入民主社會,這樣社會裡面的媒體是否能享有自由與民主呢?答案是,雖然黑格爾式思想把市民社會看成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王國,主張大眾傳媒盡快全面私有化,將之交給市場,讓市場實現民主表意。但經濟政治的力量仍會讓傳媒在自由的表相下,仍繼續為資本家與政客配合,而反對派關注的也是如何讓媒體朝利己方向發展,社會力量相互作用形成「政治資本主義」。Colin Sparks拿出他的水晶球提出三種媒體可能發展的預測:

一、 樂觀預測:政治家不再想透過資本家掌控媒體,高標準栽培的記者取代今日腐敗憤世疾俗隨波逐流者。資本主義媒體和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目的論驅動力,會讓現況朝樂觀發展。

二、 悲觀預測:沒有力量驅動媒體邁向真正自由獨立,掌握政權者與掌握媒體者關切密切,這是國際普遍現象,操控傳媒為我所用是所有政治家進行政治說服的共同點,即便富足穩定的政權亦如此。優秀的記者呢?他們可能為日常生活的壓力擊垮,無論東西方都不會出現真正民主媒體。

三、 現實主義觀點:短期內傳媒環境不會改變,但不意味未來不會出現,政治自由化後人民會進一步希望達成「普遍意義上的民主化」及「媒體意義上的民主化」,這樣的期待會將改革擴展到經濟、社會生活領域的社會組織。

本周文章談市場機制與市場對新聞學的影響,但蘇鑰機的「市場導向新聞學」與Colin Sparks文章,讓我體會到新聞在走向完全市場導向的同時,政治資本主義也是影響全局關鍵,例如蘋果在親中與反中兩大對立的媒體中,呈現出一種打藍也打綠氛圍,蘋果主筆卜大中常在社論中表達堅絕反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立場,這讓台灣蘋果與香港蘋果一樣呈現出特殊定位。

而本周大家熱烈討論的政論節目流變,當然不是受單一因素所影響,參考蘇鑰機與McManus的說法,這還是市場導向、分眾社會,以及整個政治力量與資本力量共同介入的成果。換言之,也是所謂的「附傭政治、附傭收視率的商業競爭邏輯」下的產物(紀慧君,2005)。

討論政論節目流變與收視率升降關係的研究中指出,政論節目在政治不穩定的訊息下,收視率會有集體上升現象(紀慧君,2005)。參考當前的藍、綠分眾政論情況,配合政治氣氛,發現藍、綠兩派政論分別出現集體上升、集體下降的情況。其中以2100全民開講最為突出。曾有研究指2100當年竄紅原因是:一、台灣社會民主轉型期;媒體正自由化;三、民眾政治自由風氣(Shen1999)。

參考最近的政治氛圍,除了因為2004年大選至今的紛爭外,藍軍政治領袖扭轉過去五十餘年與中國互動模式,正式承認共產黨為中華人民國正統政府,「中華民國認同」既不是台灣國族認同也不是中國國族認同,各種認同都會產生社會緊張(黃泰山,2005),而在這個「中國認同」、「國民黨正統論」從四月至今半年來全面重新再定義的時刻,符合出現收視升降的政治變局。

2100在行政院長謝長廷接受專訪創1.3收視點後,民進黨團宣布退出,節目多呈現三藍一綠,或多名強藍來賓對一名弱綠來賓,正符合二年級時我們曾做的研究,也就是當媒體出現明顯分眾、與社會、政治力一樣藍綠對立而政治遭逢鉅大變遷時,政論節目有愈明顯立場愈受自己立場所屬的政治群眾喜愛,收視率更可能增加,這也是蘇鑰機老師的市場導向新聞學,2100連續一個多月追一個案子而突破了2個收視點,象徵這個節目即將邁入一個新紀元,這會是一個令人期待的新時代嗎?還仍待觀察。

郭力昕老師曾描述:這個節目可以用一年多時間只談一件事,每晚抓住風吹草動瑣碎議題,要讓焦慮的叩應者以二十餘秒發表「民意」…,這時間當然只夠他表達自己站在那一邊,想要稍具層次申論意見的人既然毫無空間,只好被迫沈默或消音。所有電子新聞媒體又奉「辯土/叩應連續劇」為模範複製這類秀場,集體地夜以繼日地將全國民眾的神經繃緊在虛擬放大的戰爭對立邊緣。這就是朝野政黨據以為攻防利器的一種重要民意「來源」。此種不斷強化民粹反智情緒的民意,有什麼嚴肅的參考意義(郭力昕,2000) ?

在型式上,研究認為政論節目已從「假代表制」到「朋黨化」,如汪笨湖等代表的政論節目類型,已是走出攝影棚裡和自己人相互取暖的格局,將正義感、民粹血氣全都集於主持人一身(紀慧君,2005)。關尚仁老師曾分析2100是以畫面感官帶動言論的節目,現在,則在名嘴提供照片、爆料身家受威脅、名嘴願接受檢察官BOT來辦案。政論節目是分眾的市場學與媒介政治經濟學的產物,政論成為精采的政治內幕叩應連續劇。相較之下,其他的政論節目如台灣心聲(路線被質疑藍綠變色,且以台灣國族認同起家受中國認同挑戰,支持者疲軟)、新台灣高峰會(畫面移動不緊湊及爆料不夠)、火線雙嬌(收視率小升,沒爆料有綜藝,政治認同鮮明)…,政論節目在2005年呈現當前有趣的現象,均有脈胳可循。

新新聞則質疑,政論節目是假藉媒體人的言論來操作政治,是批著媒體外衣的政治人借殼上市來玩政治(劉伯姬,2004)。林麗雲曾在報刊撰文指出,政論產製受限於特定商業邏輯,是根據區隔的市場設立言論的立場,製造對立而非對話。加上政論節目的死忠觀眾大多熱衷政治,而且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屬於社會中意見光譜上的兩個極,因此政論節目為了吸引到穩定的觀眾,必須把目標設定在這兩端的市場,導致「全民開講」名為全民,卻不是讓各種立場的民眾全部都能講話;「台灣心聲」也不見得要反映所有台灣人的心聲(林麗雲,2004)。

雖然學界與輿論對政論節目諸多批評,但這個政經媒體鉅變的關鍵年代,這個台灣新認同、新社會的關鍵年代,讓我們用蘇鑰機老師提到McManus的四個不同的新聞市場來檢視政論節目的流變,會發現政論節目符合四大市場:讀者市場、廣告客戶市場、新聞來源市場、投資者的市場。以及政論節目也具有市場導向新聞學的好處:一、避免政府直接控制;二、降低製作成本;三、回應消費者,避免不切實際;四、因市場需求讓政論切合社會需求。每晚在不同的政論間,不同的焦慮獲得了快感,所以,如同何聖飛曾撰文,何妨將政論節目就視為一種脫口秀?(何聖飛,2001)

最後,再討論到政論節目的立場問題,媒體究竟應否有立場呢?或者媒體人應該是「永遠的在野黨」呢?BBC Radio 4 的知名廣播新聞節目Today的主持人John Humphrys在一場演說中反駁了這句話,他認為媒體不該是執政黨,但媒體也不該是在野黨,媒體應該兩者都不是,因為這不是公共媒體人所當為。

根據羅世宏老師的網站轉引,John Humphrys是這麼說的: 「Let me tell you what is not the job of people like me. It is not to act as the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I have been asked many times whether, whe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s at its weakest for years, we should not take on that role. And I always give the same answer. The day the BBC does take on the role of opposition is the day it should shut up shop. Impartiality is not just desirable. It is vital. When we fail in that, we fail in every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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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2

1962年的曼紐因



1962年的曼紐因,今年他46歲,演奏生涯邁入成熟期,與他一同登場的指揮家柯林戴維斯也正值俊年。這卷黑白演奏紀錄片正是我出生前五年前所錄的。

這張片的卡司是:柯林戴維斯所指揮的「倫敦交響樂團」,演奏的是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 
由曼紐因演奏並指揮「法國廣播公司室內管弦樂團」,演奏的是莫札特的「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以及曼紐因與佛利賽所指揮的「柏林管播交響樂團」,表演的是布魯赫的「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再加收貝多芬的f大調浪漫曲,由鮑特所指揮的「倫敦愛樂管弦樂團」。

曼紐因的一生中最常演奏的是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其實他十二歲作為一個天才音樂神童時就常演奏此曲。此外,他在指揮莫札特小提琴協奏曲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與團員交換獨奏的樂章,如同拋球一般。而布魯赫的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則是他生平第一首錄的協奏曲。

欣賞紀錄片看到曼紐因與其他指揮家的不同風度與氣質,讓我對那個年代更加懷念。

Menuhin, Yehudi1916/04/22 -- 1999/03/12國籍: 美國。他是小提琴家、指揮家,1916年4月22日出生於美國紐約,1999年3月12日在德國柏林逝世。曼紐因4歲學習小提琴,7歲以獨奏家的身份與舊金山交響樂團合作演出,1929年在華爾特(Bruno Walter)指揮柏林愛樂下,於一場音樂會中演奏巴赫、貝多芬與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曼紐因30年代到巴黎跟隨安奈斯可學習,1932年在艾爾加親自指揮下錄製了艾爾加小提琴協奏曲。1950年後,曼紐因逐漸把演出重心放在指揮上。1958年到1968年擔任巴斯音樂節總監,1969年在英國溫莎創辦曼紐因節慶管弦樂團。後來又創辦曼紐因音樂學校。1987年與香港出版商合辦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並擔任該團音樂總監。英國皇室在1965授予曼紐因勳爵士稱號,1993年被封為英國的終身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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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1

美女與悍婦


「難道我不曾聽過獅子怒吼?難道我不曾見過暴風中海浪如巨熊咆哮?難道我不曾見過戰場炮轟,天空霹靂?難道我不知道震天殺聲,萬馬嘶奔,金鼓雷鳴的聲音?但,此刻,你們卻說女人的口舌可怕。」莎士比亞馴悍記中的Petruchio這樣形容女人口舌猛毒。

莎士比亞如果活在今之台灣,只要打開電視,他就可以見識女人口舌利與悍!政論談話節目不是男人天下,女性名嘴走遍各台。放眼政論界女人們,她們具有幾大共通點,一是鐘點費不遑多讓,主持費、出席費、暗盤多多;二是多為年過三十才轉進電視台參與政論節目,而且多數身兼廣播節目主持人;三是她們都很有主見不容身邊男性打迷糊仗,常可以拿自己炒新聞行銷節目。

嘴皮薄臉皮厚,說而優則主持

除了李豔秋本來就是電視台主播轉任主持之外,多數名嘴從廣播起家。于美人曾是補習班國文老師,並在廣播打下一片天。她從來不照稿子唸,即便「新聞挖挖哇」節目擁有很強的製作團隊,所寫的流程題目詳盡、觀點十足,但于美人很少照題目及流程走。于美人早年曾在仍為地下電台的「綠色和平電台」當主持人,當時的于美人一口標準北京話讓草根路線的電台聽眾很不習慣,很多觀眾因此打電話到電台罵人,剛開始于美人常和聽眾現場嗆聲,不過後來她改以幽默口吻說:「我很感謝打電話進來罵的聽眾,因為你們都聽得好仔細喔,還會指導我台語,真是感謝你們。」 于美人也這段時間下功夫練就純熟流暢的閩南語,有一天當TVBS製作人葛福鴻在計程車上聽到她的聲音,邀她主持「台北夜未眠」電視現場節目。完全沒有電視主持經驗的于美人因此開啟了三十歲之後的另一個職場生涯。

「青蓉K新聞」的林青蓉也曾在地下電台工作過,當時她是全電台的救火員,還曾經連續LIVE主持現場節目超過十小時以上,練就了她臨危不亂,從容面對來賓叩應的現場功力。此外,周玉蔻、黃光芹、尹乃菁同樣是由平面媒體轉戰政論節目,而且都在廣播節目負責主力時段。周玉蔻一早在廣播節目嗯嗯啊啊的聲音原本不適於廣電媒體,但她高亢的音調反而成為節目特色,還曾有聽眾反應,一早沒有聽到嗯嗯啊啊聲音還實在爬不起床。

名嘴之戰掀起台灣意識與中國立場對決

2004年台灣藍綠對決的民意兩極化社會,帶動了政論節目各有立場的名嘴對決,其中尤以周玉蔻與陳文茜的決裂最戲劇化。過去傾藍的周玉蔻轉而支持台灣意識,一度參與台獨活動的陳文茜則高喊她最大的希望是到中華人民共國等華人社會發展。周玉蔻曾在電視上公開說:「我喜歡做台灣人,也喜歡走在路上,支持我的台灣人對我招手示好的感覺。」但被歸為外省人第二代的周玉蔻、黃光芹等人公開批連宋,引來藍軍仇視干預,甚至公布周玉蔻與黃光芹的私人電話給藍軍支持者。

同樣的,這種「投靠非我族類」的背叛感也發生在陳文茜、鄭麗文身上,陳文茜年輕時還被稱為「建國妖姬」,鄭麗文曾參加「外獨會」,但兩人都成為國民黨主席連戰的重要家臣。陳文茜最近接受「北京青年報」訪談內容更露骨,北京青年報刊出專訪陳文茜的真正說法是:「我要在中國成名,我要來賣書,我要當一個華文作家,我不甘心寫出的東西只給兩千多萬台灣人看。」、「中國不像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而是非常古老文明的社會,我覺得它像一個封閉已久的秦馬俑,突然塵土被掀開來,似乎所有的秦俑要活過來,大家都被震動了,感覺中國是這麼一個氣氛,渴望亮光的,渴望一種精神文明。這樣一個人在崛起、在打開眼睛的過程,這樣一個國家在崛起,以及一直往開放的路上行進的過程,都充滿了生命力,我特別喜歡這樣的中國。」

這樣一個熱愛中國的陳文茜,以及喜歡做台灣人的周玉蔻,兩個女人的言論代表當代台灣兩類政論,台灣觀眾看到周玉蔻的轉變,雖不喜歡她嗯嗯啊啊聲音卻仍為這位台灣女性的台灣之愛動容,陳文茜的言論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引起中國網民激賞,當然,陳文茜這樣念茲在茲只在乎中華人民共和國富強的言論也為台灣人民所歎息。

回首台灣的政論節目,從異議媒體年代的美麗島雜誌政論發展到九零年代地下廣播電台,新興廣播電台開設了六十二個叩應廣播節目,廣播叩應節目透過電話和聽眾雙向互動傳播,形成叩應談話節目風潮。1992年綠色和平電台、寶島新聲電台等相繼成立,強烈批判時事,帶動全台灣叩應熱。1994年2100全民開講節目帶起電視政論熱,到現在從早到晚,十餘個政論節目,眾多女性名嘴的毒舌罵遍全台。

2000年政論節目雖然百家爭鳴,但言論乃以藍軍為主,隨著國民黨黨國體制崩解、政治對立2004年發展出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兩種國族認同。雖然這是兩種國族認同意識的對決,但台灣電視政論節目的本質是絕對商業化的,稱之為脫口秀式的表演節目更為精確,因為台灣媒體以AC 尼爾森收視率為運轉圓心,講究收視率掛率,每個主持人都依照昨天節目的收視高點、來賓是否能講出麻辣內幕、語不驚人死不休來決定今天的節目方針,在節目中再帶出國族認同、階級認同來號召閱聽人。而現在,隨著台灣社會的台灣認同、中國認同兩者更加清晰,2005年的政論節目開始再依收視率轉向轉型,邁向輕鬆、嘲諷、解析、內幕式的政論。

靠著一張毒舌利嘴,明朝曾稱呼這種嘴吧說得天花亂墜的人為「山人」,「山人」仗著黨派之爭廁身名利,哪兒有名利,哪兒就有山人出賣自己的聲影,明朝的大奸臣嚴嵩、徐階門下養著山人,投靠大太監張宏的「樂新爐」,這些「樂新爐」的「山人」擅長造謠,無風起浪陷害忠臣。而現在呢,也有所謂的「名嘴」寄生於民主台灣,以謊話醜行爆內幕存在於媒介,依附於政治賺大錢,甚至進一步投靠北京政權,以求在中國開節目賺大錢賣書。如果莎士比亞真得有機會來到今之台灣,他恐怕也驚呼台灣名嘴們口舌猛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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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飛茲、魯賓斯坦、皮耶第高斯基



在1957年的這場演奏,是指揮家魯賓斯坦、小提琴家Heifetz及大提琴家Piatigorsky的共同演奏。我們可以看到皮亞提高斯基的弓到激情處,他臉頰的肌肉也為之顫抖。

演出的曲目是貝多芬第4號G大調鋼琴協奏曲孟德爾松 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非常熱情的快板德布西 棕髮女郎丹尼庫 霍拉斷奏華爾頓 大提琴協奏曲蕭邦 降A大調波蘭舞曲 "英雄"

Heifetz與Piatigorsky都是來自蘇聯,他們與來自英國的Primrose因音樂理念相近組成三重奏,不計較排名,不互相爭榮。三人裡,又以Heifetz最賦盛名。Heifetz一生總共活了八十六歲,然而其中就有八十三年與小提琴為伍。他在美國演奏之後,讓美國人大為傾倒,頓時成了美國人的音樂偶像。而Heifetz本人因為也很能適應美式的生活,所以後來也在美國定居下來了。

Heifetz是Auer的學生。Heifetz曾經說,他能夠成功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他是少數的幸運兒之一,有一個好的生長環境讓自己能自由發展,加上父母親對古典音樂教育的推崇之外,那就是,他還有一位像Auer這樣的好老師。海飛茲的琴藝是很忠於Auer的學派的。他不矯揉做作,僅只是忠於音樂,將它恰到好處的表現出來。他會運用揉音的技巧使音色非常富有變化,但是又不會讓人覺得過分飽和。至於處理Rubato(自由速度)的問題,他曾經打過一個比喻。他說,音樂裡的自由速度,其實就像在偷時間一樣,你在哪一個地方偷了一點,就得在另一個地方把它補回來。

提到海飛茲的演奏技巧,有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的精確性。甚至有人因此批評海飛茲拉琴沒有把感情放進去,等於只用一隻手拉琴。但是,等到海飛茲碰上了西貝流士的小提琴協奏曲之後,大師就完全甦醒過來了。海飛茲演奏的西貝流士的小提琴協奏曲,充滿旺盛的情緒,感染了世界上無數的人!

Heifetz, Primrose, Piatigorsky三位大師,曾經在1961-1965年間,同時在南加州大學任教。但是他們組成三重奏的時間,則是在這之前的事了。三個人當中,Primrose最先離開人世,而Heifetz與Piatigorsky的晚年也都奉現在作育英才的事業。因為他們都認為,音樂是上天最寶貴的賞賜,身為一個藝術家,他們有責任將這份禮物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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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0

轉載/紐約時報〈海飛茲百年誕辰:顫抖與抽搐〉(Heifetz at 100: Both Thrilling and Chilling)



文/鄭俊平    行將結束的廿一世紀第一年,「或許」是已故的技藝精湛小提琴家海飛茲(Jascha Heifetz)誕生的第一百週年,「也有可能」是第一百零一年。

在樂迷心中具有某一個時代標竿地位的海飛茲,卻連正確的出生日期都沒有一個具公信力的說法,多少顯示了對這位大師的研究,特別是傳記出版,一直沒能和他偉大的音樂成就相稱;當然,這自然也是樂界、樂史的損失及缺憾。

日前一位於美國愛俄華大學研究小提琴社會史的史康波(David Schoenbaum),在十二月廿三日的紐約時報撰述了一篇相當精彩的〈海飛茲百年誕辰:顫抖與抽搐〉(Heifetz at 100: Both Thrilling and Chilling),該文中不但分析了為何海飛茲的傳記始終未能出現「公定本」,也提供了過去許多來自海飛茲周遭的第二手資料。

這篇評論中,史康波首先以研究者的身份指陳,由整個音樂史的進程檢視,像海飛茲這樣地位和年代的傑出演奏家,卻沒有一本翔實的傳記,是一件多麼不尋常之事。

「自一九三O年代到六O年代間,當時第一線的小提琴演奏家如史柏汀(Albert Spalding)或是西格提(Joseph Szigeti)等,都已有相當大量且具參考性的研究資訊供後世擷取」,史康波寫道,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如曼紐因(Yehudi Menuhin),甚至是從父親、妻子到他的姪兒都參與了建立曼紐因個人史的行動,至於近年出版的克萊斯萊(Fritz Kreisler)、及史坦(Issac Stern)或基東.克萊默(Gidon Kremer)等人的傳記或著作量也不遑多讓。

不過,從文獻或傳記的量和質來比較,海飛茲比起以上這些演奏家,卻好像是個「不值得記憶──或者也可以說他是個多不容易讓傳記作者下筆的人」,史康波舉例指出海飛茲有多麼不易採訪,「他曾經這麼告訴一位面訪者:『請儘量簡短……我生於俄國,三歲受音樂啟蒙教育,七歲在俄國第一次登台、一九一七年在美國初演………能說的就這麼多了,真的。』

另一方面,海飛茲於琴藝方面的精湛造化,又不得不令人引頸期盼他個人的音樂自我鍛鍊史料。名樂評家羅茲(Henry Roth)曾表示,上天賦予了海飛茲奇佳的手臂下彎柔軟度及細部肌部肌肉的協調性,「這使得他能更快速及更敏感於其它知名的演奏者」。

除了引述羅茲的說法,史康波並調出了一堂過去海飛茲於課堂的教學影帶參考,該堂課中某位學生被大師要求演奏知名的協奏曲目,作曲家蕭頌的〈詩曲〉(Poe`me)。這首曲子的難度之高,「可以讓任何有志氣的小提琴家望之卻步」,降G大調的〈詩曲〉,演奏者的手指必須在一個「恐怖的」八程音程上運動。

苦練,加上天賦

然而,海飛茲以這樣的曲子做為課堂重點自然本身也得要有兩下子。「沒有人要求自己能像海飛茲那樣」,史康波指出,當年海飛茲為了練好這首曲子,曾導致他的一根手根有一段時間不自主地顫抖與抽搐。
苦練,加上天賦,羅茲對此的評論是:打從一九一七年開始,美國的聽眾開始覺得海飛茲的演奏簡直到了一種夢想都不及的境界(Undreamed)。

不過,話題回到有關大師的傳記和資料,則足堪是海飛茲恆久藝術生涯的最大陰影。史康波說,「比起柏頓(Humphrey Burton)的全書561頁、有完整索引、年表和附注的曼紐因傳記」,至今則仍沒有對海飛茲真正具指標性的文本。

偷偷抹去的出生日期

事實上,根據海飛茲的次子傑(Jay Heifetz)的說法,紐約的某大出版商曾經和海飛茲前秘書簽訂過合約,不幸的是這位作者在完成了近三百次訪談後卻過世,此後再也沒有繼承者完成此書的撰寫。 該位作者於海飛茲身故十四年後的去世留下了無限遺憾,這個遺憾一直到今天──大師誕生於現今立陶宛的菲紐斯(Vilnius)約一百年後仍然存在。

由於海飛茲在世時就是出了名的自我保護與孤立獨行,撰寫者的困難度自然增高,就連他的出生日期也充滿爭議。有趣的是: 海飛茲的兩位唱專屬唱片攝影者馬譚斯及安東尼.馬譚斯(John Maltese & John Anthony Maltese)猜測,大師的確切出生日期是給他母親「趁著沒人看到的時候」偷偷抹去了。

而這個猜測倒也不是憑空而來,史康波指出,在俄籍猶太人的族俗中,年輕者比年長者佔便宜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猶太家庭的父母總是遵守這項法則,讓小孩們自己也未必清楚出生日期,可以多保留一份青春──至少,傑.海飛茲可做證,他們家從一九O一年以降就非常堅持這個規矩。

海飛茲最新出版的傳記

至於目前關於海飛茲最新出版的傳記,經史康波求證都不是經海飛茲欣然認證的書寫。其中一本是大師的以色列籍仰慕者刻意以迷你相機拍照,畫質粗糙不說,傳記的文字則讀來「像不可靠的小報報導」。至於另一本《我所知道的海飛茲(Heifetz As I Knew Him)》,則是大師過去的門生,艾索洛德(Hurbert Axelrod)私自出版。艾索洛德過去擔任協處海飛茲文件的任務,目前則在紐澤西經營全球魚獲代理業務及小提琴收購。

另有一位海飛茲的學生奧格斯(Ayke Agus)曾為文評述,艾索洛德在《我所知道的海飛茲》中提供了許多相當有用的文件及照片。不過大師本人似乎並不以為然。這本傳記的第三版及最新版中, 附上海飛茲的獻詞,大師在作者的照片旁送給了這位學生一句話,「請接受我困惑的證言──為這本醜陋、不公正且不真實的書。」

不論海飛茲的生辰究竟是在一百年或一百零一年前,這幾乎已無從可考,自然也不影響其音樂成就;倒是當年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黨人協助下,得以至西方登台後的海飛茲,有不少來自友人、學生的描述,或可補上大師傳記史料的一些漏洞。

現任紐約文化事務委員會的主席舒維勒(Schuyler)的事蹟就是其之一。報導指出舒維勒曾在一九五五年和陪同海飛茲前往參加一場堪薩斯市的演奏會,隨後他們並準備轉赴芝加哥進行錄音計劃。不幸的是,他們那時正因為天氣轉壞而被耽擱在機場。大師將會因此而錯過了重要的行程嗎?史康波寫道,「想都別想」。

天價與受歡迎的海飛茲

首先,機場一位售票人員,可想而知也是海飛茲的仰慕者,幫他們弄來早已售罄的列車車票;到了火車站後,則會有同是大師迷的計程車司機,帶領他們穿過重重阻塞的交通趕赴目的地。

海飛茲也沒辜負這班人的襄助,他絲毫不受舟車勞頓影響,隔天錄完了的布拉姆斯協奏曲,到場聆聽的大提琴家史塔克(Janos Starker),一位連自己都認為不輕易稱許同行的人,聽完後忍不住直呼,「從頭到尾,我沒聽過這樣令人震驚的演奏。」

要了解海飛茲在當時的演奏有多麼出類拔萃,就算是以最基本的金錢報酬來衡量,大師也當仁不讓拔得頭籌。史康波比較了當時音樂家們的身價:在一九一九至二O年樂季,紐約愛樂簽約給薪的標準是──克萊斯萊二千美元,海飛茲二千二百五十。到了一九四九到五O年,小提琴家密爾斯坦(Nathan Milstein)的行情是三千八百美元,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八千美元,海飛茲則叫價九千美元。

在一九五三年,RCA唱片則和海飛茲簽訂了當時難以想像的十年鉅約。難以想像之處還不僅止於大師「可以錄任何他想要錄的」;其酬勞是第一年兩萬兩千五百美元,之後每年再加五千元,整個合約RCA得付出近五十萬。要知道,那時美國一輛車要兩千美元,一棟房子要兩萬兩千元,一把瓜奈里(Guarneri)名琴得花三萬美元──而事實上海飛茲早在一九二二年就有能力自費購下了他手上的那一把。

當然唱片公司花大錢,自然期待豐收,即使是在唱片業不景氣的今天。現在已成為BMG旗下的RCA唱片,一九九五年出版的那套全部四十六張唱片的《海飛茲全集》,至今已賣掉了七千套。而從九九年開始轉錄大師七十八轉及LP時代錄音的Naxos唱片公司,老闆海曼(Klaus Heymann)初步估計,這一年多以來,Naxos每一張海飛茲歷史錄音都賣掉了近一萬張。

不過這樣一位身為「搖錢樹」、又成名甚早的海飛茲,也注定了他大部份的人生情節;早在一九四O年,一位作曲家及樂評人泰勒就說,「他(海飛茲)的藝術生涯將無可避免地如是:練習、旅行、排練、演奏、睡覺,而且年復一年,少有改變。」史康波查證,海飛茲本人在公開演奏三十二年後曾統計過,他已經花萬了六萬六千小時,大約佔他醒著的時間的五分之二,有一把小提琴在他手上。

以研究者身份說話的史康波,固然惋歎沒有一本信實的海飛茲全傳問世,基於情感,他只得提醒樂迷們,還留存下來的大師遺產尚有:他那把瓜奈里琴存放在舊金山青年博物館, 每年都會有一位被指定的青年音樂家拿它出來重現弦音;而一海飛茲的演奏椅則放在洛杉磯的哥倫布表演藝術學校內,長年被一位名叫李普賽(Robert Lipsett)的人所珍藏。

不管有沒有大師傳記,「總之」,史康波說,「自一九一一到一九七二年間的(海飛茲)錄音,現在到處都可以買的到,而且只需要花合理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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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27

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



微風細雨中,烏山頭水庫小山丘站著年輕技師----八田與一的銅像,他是「嘉南大圳之父」,已在水庫旁沈思守候七十餘載。三十四歲時,八田與一奉獻心力給台灣幾個重要水庫,用青春與心力灌溉台灣這塊土地,讓北回歸線不毛之地成為荒漠甘泉,打下台灣現代基礎,讓嘉南平原成為盛產稻作的綠絲絨。

此刻,距離八田與一的日本殖民時代,或八田之妻外代樹躍下烏山頭水庫出水口自盡已半個多世紀。樸實的農民始終沒有遺忘八田與一,每年五月八田與一忌日,嘉南大圳總會放水舉辦紀念會,默默懷念來自北國的熱情工程師,這一天沒有國族之別、只有永遠的感念。

三十四歲時的八田與一主持嘉南大圳,這個耗資十載、死傷一百五十三人大工程,而放眼政壇,三十四歲也正巧是當前政治領袖崛起重要時機,新任行政院長謝長廷三十四歲時擔任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那是從禁錮走向民主關鍵年代。三十四歲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是新聞局副局長,意氣風發在黨國時代引領風潮。

三十四歲的決定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嗎?是的,三十四歲的八田在廿世紀曾為台灣打下美好根基,最近,電視台著手把八田與一的人生拍攝成連續劇。當我們奔馳在嘉田平原詠歎白米之香,腦海會浮現這位曾為台灣付出心血、流著日本人血液的「台灣人」。

同樣是三十四歲,最近政壇熱門人物謝長廷也在他三十四歲的這一年,拿美好前程孤注一擲,謝長廷最近出任閣揆,民進黨辯護律師世代全面執政。而最近引領風騷的宋楚瑜,三十四歲時他站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這一邊,政治生涯比當前其他政治領袖順遂得多。直到二零零五年元月,即便宋楚瑜遠走美國,但台北政壇國、民兩黨爭著與宋楚瑜合作,原本以為他即將走入歷史的灰燼,但立委選後,宋楚瑜卻意外鹹魚翻身展開政壇另一春。

母豬變貂蟬?老宋遠走天蠶變
台灣是道地移民社會,不論來自日本或湖南,只要肯願為這塊土地打拚,台灣人不會計較家世背景,也沒有人能封殺機會與前途,只有感謝與懷念。台灣人不就為八田與一建了銅像?同樣的,宋楚瑜三十四歲時以新聞局副局長出任黨國體制發言人,新聞界還常提起那個箝制言論打壓新聞自由的宋楚瑜,但是,當後來的宋楚瑜與前總統李登輝合作,以彆腳台語全省走透透,台灣人仍認為他「台語三七五,誠意一百分」,與李登輝一樣熱情擁抱這個外省囝仔叫他「新台灣人」,大選時曾給他四百六十七萬張選票。只是,當「新台灣人」與李登輝翻臉後如孫悟空搭筋斗雲奔向天際,卻高喊兩岸一定要統一的「一個中國架構」,忘卻他努力說彆腳台語時的誠意。

這樣強調一個中國的宋楚瑜,有可能與主張一邊一國的民進黨政府合作嗎?光譜兩端的政黨可以放棄中心思想只談民生法案嗎?儘管政壇問號多,但從親、民兩黨立委、及宋楚瑜、陳總統方面所釋出訊息,都顯得猶抱琵琶半遮面欲語還羞,宋楚瑜隔海說與民進黨在法案或縣市長選舉不排除合作空間?他還說:「藍綠休兵,幹活吧」?宋楚瑜與美方高層溝通後真如外傳不再反軍購嗎?

政壇的問號真的很多!從二零零四年年底到二零零五年元月,選後這一個多月親、民兩黨之間充滿調戲語言、盡是曖昧空間,宋楚瑜晚一分鐘在桃園機場現身,就讓母豬變貂蟬的神話多撐六十秒。綠軍基層訐譙連連,橘軍浮現路線紛歧,但宋楚瑜以模糊策略卻打出新戰場,三度推遲返國時間,以時間掙得空間,讓民親合作多點想像,給國親合併留點遐想,兩手策略下,國民黨心有忌憚不能大口吃掉橘子,民進黨則多了朝野合作的壓力,親民黨何去何從竟成年節燈會最大謎題,三黨卻也因此多了運作空間。

時間換空間,直取國民黨主席?

徒手在政壇掀起千堆雪,宋楚瑜選後消失近兩個月,雖然他同時向朝野釋出善意,卻也在立院會期最後決戰縱容子弟兵殺紅眼,國、親聯手封殺民生法案,讓民進黨對與親民黨的性幻想破滅。此刻,如果宋楚瑜仍堅持親民黨該走自己的路,宋楚瑜必須在關鍵時刻先定位親民黨路線與主軸,證明他不是機關算盡只為左右通吃,證明親民黨仍有創黨理想。

假設宋楚瑜放下身段、放下前途與民進黨合作,如果朝野合組史無前例的聯合內閣,那麼,宋楚瑜就重回當年那個與李登輝合作的外省囝仔,雖然非主流可能因此再度圍攻他,但歷史將寫下新的定位與評價。那個「台語三七五,誠意一百分」的宋楚瑜曾跟代表台灣意識的李登輝路線決裂,如果他在傷痕處重新站起來,那個外省囝仔的新台灣人仍有新的機會。

但是,明眼人知道上述可能性極低,最大可能是,親民黨仍選擇續與國民黨合作,但因為親民黨從總統大選到立委選舉被國民黨占盡便宜、吃盡豆腐,當下只能以拖待變,延緩合併以獲取最大機會。藉由與民進黨議題合作來向國民黨掙籌碼,立院龍頭之戰是王金平加鍾榮吉的國親配,另一方面,宋楚瑜則可能像他愛看的中國連續劇「大宅門」一樣,與劇中的白二奶奶一樣盤回老鋪,以親民黨主席之姿成為國民黨主席連戰的接班人,參選國民黨主席,藍軍內部有人力推:黨主席給宋楚瑜,換馬英九選總統,如果宋楚瑜在明年年中掌舵國民黨,那個一度被政壇以為要掃入歷史灰燼的宋楚瑜,將如同取得東海龍王定海之寶金箍棒,孫悟空再度回到政壇大鬧天宮大顯身手。

前述兩條路線,不論宋楚瑜如何選擇都前途多舛,前者得看陳水扁總統、閣揆謝長廷、或民進黨黨揆蘇貞昌,辯護律師世代的民進黨領導人與宋楚瑜之間能否找到共通語言與價值。第二條路,宋楚瑜的對手是同為湖南人的馬英九,以及已登孤峰頂的國會龍頭王金平,要看宋楚瑜能否在王馬之間取得平衡信任。兩條路俱難,難怪陳萬水要老宋高唱不如歸去,而現階段宋楚瑜只能維持現狀,以拖待變。


國民黨與民進黨大聲向宋楚瑜高唱「歸去來兮」,宋楚瑜此番回到福爾摩莎,想必感慨更深,因為現狀天天在變,親民黨十餘名立委已被國民黨鎖定可能「回黨」,時間對宋楚瑜不利,時間只能換取少數空間,隨著時光流逝他終得拿掉遮面琵琶向台灣人民說分明。二千年之前台灣人民曾對他熱情擁抱,但宋楚瑜還是不是當年那個誠意百分的宋省長?很多台灣人已高度質疑。

如果宋楚瑜願意再造訪他任省長時曾去過的烏山頭水庫,他還是可以看到,那個三十四歲的八田與一銅像仍在全力守護這座全台灣最大的人造湖珊瑚潭,一九二零年九月,當這座東亞第一的灌溉工程槌聲響徹烏山頭時,八田與一以他的生命守護台灣人。直到此刻,八田與一依舊坐在石板上,眼睛望去的方向剛好是大壩,一手支頭,一手放在腿上,彷彿在認真思考,上方是棵古榕,旁邊是樟樹。

很巧,當三十四歲的八田與一奔走在嘉南平原的年紀,也正是最近政壇火紅的新聞揆謝長廷出任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的年紀,當年的辯護律師世代在威權打壓下因緣際會脫下律師袍從政。而在歷史的另一方,三十四時,也是宋楚瑜為黨國威權體制壓迫言論,打電話壓迫報社長官要求撤稿的年紀,也因為他站在黨國威權體制有權有勢的這一方,所以他年少得意,成為年輕的新聞局長、少年得意的黨秘書長,以及風光一時的台灣省長。

被稱為「嘉南大圳之父」的八田與一,他從三十四歲起與台灣人民共生存,他與愛妻的骨與血化做河與川,讓荒漠成甘霖。而如果宋楚瑜回到台灣後,願意到烏山頭水庫坐下來思索,他或許可以聽到嘉南平原感謝八田與一的聲音,他也可以聽到灌溉水流過,這塊土地最深刻的低鳴。宋楚瑜或許也能聽得到台灣人的吶喊,台灣人不要你的一個中國,不要你大江南北,不要你的蔣氏王朝及興票案,更不想像陳文茜自稱的以名揚中國為人生目標,台灣人但求政治人物像八田與一一樣,與這塊土地悲淒與共,奔馳在嘉南平原、沈思在烏山頭水庫,與我們一起歌唱、一起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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