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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7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記者的勞工覺醒
分類:媒體觀察


幾經掙扎,我曾決定過一批裁員名單;就在公司又要再第二次裁員前,我決定自己先請辭,上級曾好意詢問要不要多撐幾個月參與資遣再走,但想到做為勞方卻得站到資方位置做決策,我想,實在太難熬了。

現在的記者錢少事多壓力大工時長,被稱為蛋白質職業(笨蛋白痴神經質),在媒體大亨剝削的過程,媒體幹部、主管是記者勞工被剝削的關鍵。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指出,少數壓迫階級在支配與控制多數時,它必須將這些大多數人再做區分,以便繼續保持權力。因此,壓迫者一開始會透過各種方法中止那些可能會喚起受壓迫者團結需求的行動(方永泉譯,2003:188)。這也是很多資方在勞方要成立自主工會之前,先成立一個親資方工會的原因,甚至由資方負責出工會的錢,以避免喚起受壓迫者的團結意識。

近來社會上出現媒體老闆、資方與社會大眾權益不符的事件中,但媒體記者卻常常不知不覺中跟資方站在一起,甚至主動站在前方第一線去捍衛資方的權益。如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提,當受壓迫者幾乎完全沈陷於現實中時,並不需要操控。受壓迫者在某一個體驗的特定時刻中,採行了一種「支持壓迫者」的態度,在這種情境下,他們未能充分清楚地「思考」何為壓迫者,並且也未將壓迫者「客觀化」--亦即發現到壓迫者其實並存在於他們本身之中,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受壓迫者不知道他們是被踐踏的,但他們對自己受壓迫的知覺,卻因為他們沈陷於現實中而受到減損。在這個層次上,他們即使知道與壓迫者處於敵對立場,但不表示他們必然會去從事於一種可以克服這種予盾的鬥爭(方永泉譯,2003:076) 。

為什麼記者做為一個勞動者而難以覺醒?又為什麼記者即便是覺醒時,也難以產生改變職場環境的力量?原因不只在於覺醒,更大的理由是在於「媒體幹部」。

不知道何時開始,記者圈很流行稱呼媒體主管為「長官」,軍方、警界這種習慣服從上級的單位慣以階級、職稱稱呼上級,可以理解。但「記者」該是強調自由主義、批判獨立思考的工作,為何也稱呼上級為「長官」呢?這樣的稱呼彷彿是敬禮高喊「Yes Sir」一般,是否記者愈來愈像一句口號一句動作的工作?或者採訪工作的指派也已經變成純粹上級對下級的互動?

或者,如同《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意涵,「長官」與記者之間已是「小壓迫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互動呢?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受壓迫者抗爭初期幾乎總是傾向於使自己成為另一個「小壓迫者」(sub-oppressors),而不是追求真正解放。他們的思想結構受到環境的制約,雖然他們的理想是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但對他們來說,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所代表的常只是成為「壓迫者」。套用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話,也就是說,媒體幹部很容易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之中不去追求解放,反而去認同壓迫者的行為。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理論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電視台媒體大亨、報閥接班人身邊總有許多媒體人出身的「忠貞」幹部,他們的角色不再是媒體人而被視為「家臣」。但這些媒體幹部過去都是記者菁英中的菁英,也都滿懷理想抱負,最後卻變成了壓迫者的幫手,以提升收視率、閱報率、增加收入為目標,以剝削記者、增加工時、降低薪資為不得已的手段,在市場導向新聞學中,成為媒體大亨的得力助手,雖然如此,但其實他們也都是受壓迫階級的一員。

Blackburn & Prandy(1977)認為,階級意識的發展與階級處境有關,階級處境又受到市場關係結構與工作場所內的權威關係結構影響,白領勞工勞動階級意識出不來,是其工作職位與處境,讓它無法發展如同藍領階層般鮮明的勞動者意識,至於是否加入或籌組勞工組織,會有利益與內在價值的衝突與矛盾(Wright,1982)。Bain(1979)並指出,並不是受雇於社會階層結構位置上低的職業,工會組織的情況就比較高。

馮建三老師的《台灣媒體工作者階級意識之初探》探討傳媒工作者的勞工意識與勞資關係,問題是在「何以書生總缺硬骨頭?」或「社外如龍、社內如蟲」的採訪工作性質嗎?或許關鍵還是在於被壓迫階級能否覺醒而產生團結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覺醒過程中,受壓迫者中的菁英記者(媒體主管)將成為帶領受壓迫者爭取更多專業的運動領袖,協助記者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存活下來,找到專業記者趨吉避兇的採訪之道,亦或是受到制約在收視率或閱報率、廣告壓力下成為協助媒體大亨的壓迫者。

《台灣媒體工會意識與集體行動之初探》一文中,林富美提到了,台灣的黨國威權體制統治過程中,常運用「統合主義」,其互動關係是:黨國部門先進行「國家化」的步驟,對民間社會完成征服與臣屬的工作,包括將地方原有政治菁英派系化,社經部門組織化及地域化、利益彙集壟斷,再藉著統合主義與侍從主義的機制達到控制民間社會的目的(林富美,2002)。

在上述「統合主義」下成長至今,我們被征服、被臣屬的職業何止記者,其中有更多階級、族群都是被麻醉至今。有趣的是,《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也提到「文化統合」,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說,那被文化侵略的人,無論他們的層級如何,很少超過侵略者所規定他們的模式,在文化統合中,沒有侵略者的存在,因此,也沒有強加的模式存在(方永泉,2003:233)。

最後,面對日益艱困的媒體勞動者來說,我們該怎麼辦呢?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呼籲被壓迫者的結論是:如同壓迫者為了遂行壓迫因而要一種壓迫行動理論一樣,受壓迫者為了要變得自由時,也需要一個行動理論(方永泉,2003:236)。當記者還是被壓榨壓迫,而且早已將壓迫者的形象內化的時候,我們不可能自己建構解放行動理論,唯有當壓迫加大到不可忍受時,逼使記者不能再忍耐下去,在歷史的進程中記者與記者領袖邂逅後,共同覺醒共同實踐下,才可能建造出屬於記者自覺的工會理論與架構,進一步去改善記者的工件環境。

註: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跟哲古華拉同樣是舉足輕重的改革者,大力推動40年代巴西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透過教育解放受壓迫者的被壓迫意識,因而被當時的巴西軍事政權驅逐出境。《受壓迫者教育學》是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將教育的重心從壓迫者轉至受壓迫者身上,他認為民眾的識讀能力,與批判意識的形成有密切關係,教學行動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行動。

在完成《受壓迫者的教育學》的二十五年後Freire又寫了《希望教育學》。前書是1968年Freire流亡智利期間時所著。在1960至1970年間拉丁美洲經歷政治及經濟的強大變化,而Freire本人在巴西所推動的教育計畫則埋下他後來受軍政府流放的命運。《希望教育學》是1992年完成初版(英文版是在1994),二十五年之間Freire歷經人生的各種重大經驗。

Freire自認《希望教育學》是一項揭示的冒險之旅(adventure in unveiling)。在《壓迫者的教育學》中,Freier是在一種”intensely troubled moment in history 的情況中寫成,但是在《希望教育學》中,它則是充滿了誠實、自我反省、再次強調對話及反威權的主張。Freire對《希望教育學》的定位是:”A better restatement of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和”以希望來做一些新的詮釋”(to do some ‘new’ saying …..by hope 。


延伸閱讀,余晏的《鏡中媒介》系列文字:
**請把第四權還給人民
**《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的負面架構》讀書心得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記者勞工意識的覺醒
**小心強勢媒體集體把你汙名化!誰敢得罪媒體大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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