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科技與社會，何時台灣能建立科技公民社群？

文一：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挑戰

科技不再能扮演獨立於經濟、政治、社會之外「規範性權威」，它成為爭議與焦慮的來源。如同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所指出，由現代科技所「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將我們帶入「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現代科技帶來史無前例無法彌補的新風險(雷祥麟，頁141)。

傳統上科技與民主被視為相輔相成的事業，科學家追求真理而獨立於黨派利益，但時至今日，科學卻變成「在理想與原則上最開放，但現實運作上最封閉的知識類型」。科學的「參與門檻的公共空間」一旦落實到公共政策辯論上，變如Sichard Sclove說的「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所有公共政策當以民主方式決定，但科技決策卻是此原則的最大例外」(雷祥麟，頁127)。

這是引人焦慮的新與現象，第一，科技與社會關係已重大變革，由傳統隔絕體制與文化價值釋放出來，發展出深刻穿透；二，我們需要新的思考架構以了解科技與社會的關係，而非把介入科技事務視為例外； 三，過去賴以將「科技去政治化」的體制與價值及策略必須面對挑戰，引發新一波「科技內的民主(democracy within science)(雷祥麟，頁128到129)。

現代國家在八零年代制度上出現全新現象，第一、三螺旋鍊(The Triple Helix)興起，創造出國家、大學與產業新關係。根據David Edgerton研究，柴契爾政府縮減科研投資時，推動中央集權的科技政策，系統的以國家科研經費分配為誘因，引導英國科學家從事有商業價值的研究。此外，在雷根主政下的美國，引導生技與醫學發展，1984年美國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容許大學與國家實驗室，以聯邦政府資金研究獲得的專利授權民間開發(頁130到131)。

Michhal Gibbons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宣告全新的生識生產模式：在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應用導向的，甚至商業經濟的脈絡下進行學術研究並生產知識，研究的問題不屬於單一學門，這個模式縮短了從生產到應用的距離(頁133)。當知識的生產過程明白納入「應用」的社會、經濟、社會脈絡時，科技與社會斷為兩截的看法不攻自破(頁135)。

科技技術化之後，便不再有超越人類活動之下的「自然」來「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科學。在物質技術上，生物技術打破了以往社會秩序所預設的相對穩定的「自然」，製造出一系列全新難解的社會、法律與倫理問題(頁139)。

當科技被收納入經濟體系內，影響社會正義實現，且成為公共爭議的社角時，科技民主化與商品化間構成緊張關係，我們失去具普世性(universal)、價值中立的真理，換得具生產力、實用價值，可宣告財產權的知識(頁143)。

上述問題或可透過科技專業社群、科技公民社群、及科技與社會研究來解決。第一是要靠科技社群的「自我管理」(self-governance of science)，例如基因科技(頁144)。

文二，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Source of Change 科技是改變的源頭
作者：Eugence B. Skolnikoff

科技是源頭及救主(saviour)， 科技是兩面刃，同時可能帶來財富與戰爭。回首科技制度的演變，從技術演變至今，新科技大部份與技術相關，過程中涉及工業與政治，並因此決定技術的發展及社會改變(頁257)。 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科技政策及角色影響極大，例如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分配，技術共享，資源共分配影響了整體政策及發展。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的政府科技政策決定了人類社會的技術及科學發展。有的國家則採混合目標的政策。

任務導向國家在太空、國防等強大使命下全力發展，但另一方面，散布導向國家財重成本、品質與可程度，例如日本。而且工業的誘因上，例如市場趨動性(market pull)和技術推動(technology pull)則有不同面向發展。

此外，在科技內的因素也影響整體發展，例如技術的樂觀主義特別強調人類對技術的社會功，其實質是崇拜技術，或稱「技術救世主義」，其基本特徵是把技術理想化、絕對化或神聖化，視技術進步爲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和根本動力。但實則不然。

此外，資訊的移動也會影響科技改革，而技術中如何綜合運用，以及從基礎知識乃至於應用，以及變革的步調，這一系列科技的變革都會對社會產生實質影響。

本文指出，這樣科技變革的結果和影響模式可能造成更寬廣的機會、選擇與彈性，造成全際化與全球化的增長，提升大型技術體系，造成社會與經濟方面的連鎖效應，讓成本降低而產出增加，實體力量及能力普及。但也可能增加對技術的科學依賴，更可能增加未來的複雜度及不確定性，甚至造成永久性的不可逆的改變
。

文三 作者：Eleonore Pauwels
永續發展是一種新的科學的「風險技術學」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永續發展已成為的流行語政策界a fashionable buzzword for the policy community
「永續」系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新的論述，永續發展的科學和政策是在深入轉換、坐落在兩條相交的直線。

科學和技術研究是否有助於永續發展，傳統上都認為「技術進步」有助於永續發展研究，但本文將就此深入討論科學和技術研究的價值。

生產力的理論模型：知識的可移植性與合作生產是過去數十年來社會以科學和技術鼓舞我們，認為這是社會客觀和進步的象徵。但自從默頓認為這是「
Holy Grail」定義科學，默頓提出了六條公認的科學精神氣質：普遍主義、公有主義、無私利性、有條理的懷疑主義、個體主義、情感中立。明確了科學工作者的行為規範和道德取向。

墨頓1938年發表《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為發端，科學社會學研究逐漸形成了北美墨頓學派。墨頓傳統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科學共同體，因而其內部結構與運行機制是首當其沖要研究的問題。在研究科學共同體內部分層結構的過程中，認為科學金字塔頂端的精英階層必將成為關注的焦點，墨頓通過對科學發現的唯英雄論和社會決定論的討論，初步提出了科學精英的社會理論。

這項反思例如， 生命工程學能為人類帶來「更好的」生活嗎？生命工程的合成生物學可能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什麼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類如何面對科技及社會倫理體制上的關係？

跨學科研究和集體實驗(Transdisciplinarity and Collective Experimentation) 科學家認為，只有通過發展多個學科的整合，才能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不少棘手問題，如AIDS、傳染病、全球暖化以及生物多樣性殆失等等。另一方面，相對於當前學科過度專業化所造成的限制而言，跨學科整合也被為一種趨勢。

心得與疑問

一，科技以前被視為「專業的」、不可挑戰的，但卻因此變成「在理想與原則上最開放，但現實運作上最封閉的知識類型」。科學的「參與門檻的公共空間」一旦落實到公共政策辯論上，變如Sichard Sclove說的「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所有公共政策當以民主方式決定，但科技決策卻是此原則的最大例外」，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想，核能科技裡面的「專家」的道德勇氣究竟存在嗎？最近有擁核與反核的「專家」跳出來，那麼，在政治決策者更不專業的同時，台灣何時能出現「科學專家社群」與「公民社群」，才是公民社會成熟的關鍵。

二，發明以「順丁酸二烯」加入澱粉，以增加Q度及質感的化學老師，據說已就此研究數十年，也因此，相關的化工專業人才在這個食物產製流程中，是以層層的「專家」身份加入研究及改良，中間卻一直沒有出現有道德良知者來阻止，這個食品科學的共犯結構究竟有多深多廣？或者大家都是理盲而濫情？所以，專家能否「跨領域」合作，並且讓一般人民來參與認知，這才是科學知識能否具體改變人類生活的契機。

三，美國的法律制度是有「陪審團」制度，由公民來決定審判，但，美國的法官都是經過層層篩選的，為何不讓「有專業知識」的法官來判決，而要去層層過濾經過查證過的罪行，交由「沒有專業知，只有一般常識」的陪審人民來判決呢？這是因為，法律有罪無罪不是高深知識，必須符合社會倫常的常軌，由此來看，科學知識是否有利於人類社會，也必須透過「公民社群」及專家社群的共同檢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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