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深記者轉行從政之後，新聞界的困境一直是我心中的最痛！
公民監督力道不足，當代記者淪為錢少事多壓力大工時長的「蛋白質」職業(笨蛋白痴神經質)，媒體人無力抵抗新聞收買，政府的置入性行銷及中國買新聞買媒體情況嚴重。新聞自由排名一路倒退，媒體惡性競爭，此刻真是新聞自由與媒體經營的寒冬。要解決問題必須強化公民監督力量，弱化政府干預，在制度上可開放市民自選頻道付費，由學術中立團體建立記者進修管道，協助媒體人對抗財團與政治，才能讓新聞繼續成為捍衛人民的第四權，而不是變成財團與政府的打手，導致媒體變成肉體加屍體。
在媒體大亨剝削記者的過程中，媒體幹部、主管是記者勞工被剝削的關鍵。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曾指出，少數壓迫階級在支配與控制多數時，它必須將這些大多數人再做區分，以便繼續保持權力。因此，壓迫者一開始會透過各種方法中止那些可能會喚起受壓迫者團結需求的行動(方永泉譯，2003:188)。這也是媒體界從未出現強有力的工會的原因，也因為無力保護自己，新聞記者的專業度受到干預影響，甚至淪為拉廣告的賣新聞者。
這些年來發生多起媒體老闆、資方與社會大眾權益不符的事件中，但媒體記者卻常常不知不覺中跟資方站在一起，甚至主動站在前方第一線去捍衛媒體大亨而放棄公眾權益。如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提，當受壓迫者幾乎完全沈陷於現實中時，並不需要操控。受壓迫者在某一個體驗的特定時刻中，採行了一種「支持壓迫者」的態度。也因此，當國家機器再拿納稅人的錢來買新聞、買廣告、影響編輯室時，新聞界無力反抗，只能淪為政黨的文宣。
例如，2008年到2011年的花博廣告宣傳費高達2億5115萬元，應受媒體監督的政黨及政府竟成為大廣告主，由被監督角色竟變成出資的訊息提供者。廣告及新聞時段都看到政府花我們的錢來買我們的腦的「誇飾」痕跡。不只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年前也正式啟動《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展開所謂的「大外宣」計畫！培育七家資產逾百億的國際傳媒企業，鼓勵前進台灣影響我們的言論市場。那麼，鉅額的廣宣經費有沒有效呢？傳播學者馬奎爾﹝Denis McQuail﹞早就說，文宣媒體戰可以有效摧毀一個社會的心防，馬奎爾認為透過媒介展現接受他人看法的人比表達看法的人多得多，個人僅從大眾媒體得到對事物的印象。相反的，權威機構透過媒體支配與控制大眾的想法，降低大眾在觀點形成中的自主性。此時，如果能透過市場模式提高數量，才能以多元化，增加傳播新管道以及提供消費者更多的選擇。
「市場導向新聞學」遭政府力量介入，言論來源單一化。馬奎爾﹝Denis McQuail﹞原本期待，媒介反應
認同﹝identity﹞、領域與地區、集體記憶，進而影響到讀者對意義的獲取，帶來我們的集體記憶，但統一由中央廚房提供的新聞，形同在閱聽人的腦袋植入晶片，控制人民思考。
當代媒體人被迫拉廣告、幫政府作文宣，被迫出賣靈魂幫政府及財團包裝，照這樣發展下去，還談什麼新聞正義感呢？葛蘭西(Gramsci)早在廿世紀初說過，透過政治和意識形態結合後，國家機器依靠學校、傳媒等系統掌控了人民的意識形態。霸權經由精巧的滲透，將意識型態注入日常生活中，以支配附屬階級或團體。
我們的媒體所報導現在已未必是真實社會，變成擬像、虛假、或甚至「超真實」(hyper-real)？政府假借市場經濟偷偷買走的媒體新聞不再是明鏡、後照鏡，甚至是哈哈鏡、或哈里波特裡面的意若思鏡！讓人憂心的是，新聞是否真實已不重要，因為根本已取代真實，存進媒體、輸入人民腦海，虛假的新聞卻變成台灣人民共同記憶。余晏希望進國會展開一場媒界覺醒運動，推動全民的「媒體識讀課程」，並協助媒體業界建立一個「媒介文化研究中心」，提供經費讓媒體人建立工會，展開培訓，擁有對抗資方及政府的能力 ，讓比較新聞、批判新聞、反思置入行銷成為運動，催生一場新聞界與社會的「集體覺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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