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四名台北市長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結束後，傳出國民黨也有意跟進，台教會要再另辦一場！愈來愈多候選人在電視上談政見與理念當然有利於民主深化！例如民進黨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首推1998年元月13日前主席許信良與新系談「大膽西進」的中國政策大辯論，經由辯論後產生雙方折中的「強本西進」結論！那一場歷史性展演不只捧出多位政治明星，也讓民進黨政黨支持度提升，一度讓選舉基調從國民黨所擅長的組織戰轉引進政策論戰。對於沒資源的在野黨而言，要挑戰執政當然必須從政策上論輸贏，才有可能打破長年被對方執政組織上的頹勢。
歷史上的電視辯論會首推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因為在電視上被打敗竟導致尼克遜被甘迺迪形勢逆轉，因為空戰輸了導致地面戰退敗！剛動完膝蓋手術的尼克森站不太穩，不時臉色發白，年輕瀟灑的甘迺迪則透過電視螢幕放大魅力，當年的民調顯示聽收音機的人易被尼克森精彩言論打動，相反的看電視辯論的人卻認為甘迺迪贏定了，當年辯論提問人華倫還直言說：「甘迺迪像個電影明星，簡直是美國最帥男性，可以說是美國先生。」這場電視辯論會內容談什麼已無人記得，留在腦海地只剩甘迺迪翩翩風度，因而吸引關鍵選票入主白宮。
電視辯論為什麼會被認為具有關鍵影響力，因為多數選民雖然投票意向是來自於家庭、宗教、政治既有態度，理論上應該是早就決定的了，但是，透過現場轉播社會討論，電視辯論再產生「議題設定」功能。在即席提問、互相攻擊之下，選戰成為一場電視秀的棋局，候選人的表情動作聲音臨場反應比連續劇還精采，選民可藉此檢視候選人過去的言行那些是公關砸錢包裝的，那些是真實的，以此判斷政治人物的信任度。電視辯論的影響在於「花車效應」(從眾效應、衣尾效應)！許多選民最後投票一剎那是從眾行為，投票時融合了情緒、友人、電視、意見領袖等的激勵，是屬於理性與非理性行為交錯影響。
電視辯論如果能設計得專業一點，可以節省更多不必要的組織動員費用，讓民主政治更成熟。以韓國為例，韓國選委會特別選在選前的周日晚上辦總統候選人辯論會，首爾街頭在大選前不必像台灣選前最後周末萬人群聚高喊「凍蒜」，因為選委會的時間安排，多數人都守在電視機前看辯論，省下了社會成本，街頭的宣傳車、輔選人員、廣告看板、廣告時間都有強制統一的規定，讓貧富的參政權不致差太大。例如2007年李明博勝選那一年，12名候選人互相聯手攻擊民調最高者，這種辯論可以看出候選人的策略、思維、口條、團隊情況，選民也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真實性格與反應。
可惜的是，民進黨上一場辯論會沒有互相精采質問，也欠缺16年前中國政策辯論會的統合結論及下一步論述，但民進黨四位候選人開啟了一場理念與價值論辯，讓政治朝向正向方向前進。當手機世代及宅男府女成為社會主流時，難道我們還要沈迷於那個百萬人民站出來相挺的凍蒜造勢場景？讓政治改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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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余晏,那個電視辯論時候選人除了可以帶小抄以外,還可以接耳機來聽取幕僚的即時建議嗎?
另外就是可能過去民進黨在電視上辯論政策可以吸引不少人重新認識民進黨,但是經由總統大選的經驗來看,反而最近的辯論會被模糊掉,藍軍遇到痛處就打汙泥,在短時間內提出一套詭辯或者避重就輕的邏輯,然後結果顯得藍綠在政策上都差不多.
藍軍最會做的就是複製綠軍提案或政見,最後在投票日接近的時候就變成打組織打候選人形象和特質,顯然近來民進黨在電視上的辯論以整體投票率來說沒有替民進黨加到多少分.
以結果來看,綠軍就算加分,只要藍軍不分裂,從基本盤的35%或40多%昇到接近50%,選舉還是輸.所以要讓政治改變,民進黨應該提出另外創新的贏的策略.期待無法確定數量的關鍵少數的轉向不但失焦反而讓藍軍拉近和綠軍的區別.
上面德仔留言提到：
＜＜...,藍軍遇到痛處就打汙泥,在短時間內提出一套詭辯或者避重就輕的邏輯,然後結果顯得藍綠在政策上都差不多....＞＞
的確如此。事實上，金溥聰２００８年以後的打法，就是民進黨提什麼，他就馬上（或是經由民進黨的內賊事先得知，而搶先一步）大聲喧嘩地提出同樣的東西。連蔡英文選前去美國作的每一步，他都搶先一步作。
余晏提的，固然是理想。但是，有兩者是反理想的：
（１）大眾傳播心理學上的操作（這是金溥聰和其背後的仁社及青幫集團..加上中國共產黨..共同的專長）。
（２）大眾是自私的，不具理想性的。這也是為什麼台北人一而再的選國民黨人為市長，即使是夢想家那種由台北學校學生免費支援演出的兩夜各三小時的康樂表演，竟能花掉二億三千萬元，那樣明顯的舞弊事實清清楚楚擺在他們的眼前，他們仍然是勇往直前的投票給貪污的集團。
余晏提到並相信理想，顯示余晏是個樂觀的人。我個人對人性並不覺得那樣的樂觀。
反而，個人覺得，台灣人的墳墓，是自己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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