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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20

配票是補品或糖衣?


2010年11月27日台北市議員投票日當天,曾由本辦全力調查開記者會協助追求公義的某選民一大早到服務處堅持不肯離去,因為他認為本團隊服務良好,候選人形象也可,所以他決定「只投一票」,希望將家中另兩張選票「配票」出去給其他候選人,但堅持要候選人本人推薦出其他兩名候選人名單才肯安心去投票!助選員極力拜託他出去為認真的團隊拉票才符合民主政治的真諦!但,這是因為台灣派選民早已習慣配票以達成當選人數最大化的策略。

學者游清鑫1995年針對「四季紅」的北市南區的研究結果指出,我國民意代表選舉的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所衍生的「配票」策略,有其運用及限制,認為「配票」雖是這種選舉制度下具有的特性,但運用成功需要多方面條件配合,例如政黨協調、候選人間合作、選民配合等,缺一不可(頁137,游清鑫,選舉制度、選舉競爭與選舉策略:八十四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策略之個案研究選舉研究. 期數, 199605 3:1期)。。

配票能否全然「理性」?一路猛喊五席全上的口號到最後只上三席,是提名策略太大膽或是競選策略的原因?其間理由其實早從幾次的選前民調窺之一二,無法聯合競選,有新人有強棒候選人實力紛歧的選區難以成功配票,此外,在五五波選情的選區,如果多數時候還是藍大於綠,以2010年台北市某選區的選舉結果國民黨44.2%,民進黨47%,親民黨6.1%台聯2.25%,改以藍(國+親)為50.3%,綠(民+台)為49.25%,這是藍綠剛好一半結構的選區,除非藍軍超額提名,否則單靠配票的話,就算已平均配票也很難高額提名。

如同Martz與Baloyra(1976)提出競選效能(campaign efficacy)概念,間接影響候選人得票因素有五:社經背景、政黨、派系、候選人對選民的認知與評價、候選人的政治取向;而真接影響得票因素有三: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訴求、組織動員能力、競選花費等。此外,候選人組織動員能力強弱是由四大變數決定:競選費用、政黨背景、派系背景,競選策略與訴求(游盈隆1993年,頁381到386)。依照游盈隆的這項分析,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來台派的選舉常出現強弱翻轉,連任形象牌資深議員往往容易中箭落馬,因為如果資深代議士人不具有:「派系的動員能極強」及「一定金額的競選花費」時,卻採用「強力配票」措施,選民所接收的訊息將變成「我的票夠了,請分給其他的新人」,最終導致選情逆轉。

游清鑫在研究「配票」時提醒,除非政黨在選舉中採取保守的提名策略,講求少輸為贏的目標,否則當各政黨都意識到配票必要性,並為了達到增加席次目的而採取配票時,配票策略顯然不是勝選的萬靈丹。成功的配票至少要四個要素:一,依據政黨的票源實力與分佈情況,正確提出候選人名額;二,判定政黨在該次選舉的得票與前幾次得票是否有劇烈變化,或該次選舉是否是一個沒有高度刺激性(high stimulus)議題或個人出現的常態性選舉;三,候選人必須在主觀上有強烈意願支持配票;四,同黨候選人間要有相稱的條件與實力(游清鑫,頁161)。

配票行為同時挑戰學術界之流中,以政黨、候選人、政見三種取向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模式,配票必須要有更大的誘因促使選民改變其投票傾向,才能進而支持配票(游清鑫,頁161)。 而近年在類似的複數選區中,基於「政黨對決」幾乎讓地方民代個人形象消失,除非有大量金援或形象超級,否則很難在總統選舉、或五都市長選舉之中突出地方民代形象,當新聞天天出現的都是「政黨」、「首長」議題時,「政黨」及「提名人數」反而成為勝敗重點。

理性選擇學派(Rational Choice)指出,如果選民的偏好呈現出單峰(single-peaked)(即偏好可在同一方向依序排列出來),則位於中間位置的選民偏好的政策便是政黨或候選人用來贏得選舉所應採取的最佳策略,「趨中」的競選策略便是政黨或候選人的策略,而「中間選民」(median voter)的存在也將使政黨或候選人在競選中所採用的策略分野趨於模糊。政黨在重大議題間的差異模糊不清,同時理性選擇途徑提供研究者一個簡單有力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來了解競爭中政黨或候選人與選民的互動(游清鑫,頁142)。

從游清鑫的研究中, 1992與1994年的民代選舉約獲得三成支持,以這樣的實力分布下,在九席立委中拿下三席是合乎常理的結果。但如果純以總體投票結果來推論則忽略兩項重要因素:選舉制度的作用與政黨體系的變遷。在SNTV選制下,1992年立委選舉造就出的「明星」候選人得票情形,給予民進黨1995年多一席次機會,沈富雄7萬3726票,遠超過最低當選票數28048票(游清鑫。頁152到153)。另一方面,聯合競選與配票應有更積極涵義:利用四人各自不同特性開拓更多票源,而非只分享既有票源(頁155)。

自從「四季紅」揭示了配票的快樂之後,年年選舉都有人高喊配票,但配票究竟是補品或只是糖衣?再以南區立法委員在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中為例, 綠提名六人但兩人落選(若配票成功、應該僅有沈富雄一人落選)。一般認為原因可能是泛綠在該藍大於綠選區超額提名而策略失利,告急者反而分走游離票源。

這些年來,台灣的選舉年年都喊配票,天天都在談棄保效應、西瓜效應、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但什麼才是選舉的真正意涵呢?以2011、2012年兩年的台北市議會年終預算表決為例,兩年的預算表決中,最後都是祭出黨紀,全部以政黨的決定而投票,政黨提名出來、配票出來的代議士,似乎失去了個人面貌,在應該有各種多元化考量的預算議題中,反而只是舉手的表決器,也失去了對預算的正反辨論,民主淪為配票及算計,預算審查淪為政黨的工具,這是民主的進步或退步?

當公關取代政治理念,當選舉講究技巧比本質重要,當選票變成市場算技時,選舉變成了一場又一場的情緒動員,每場造勢晚會都像小巨蛋裡的演藝秀一般,政治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民主政治代議士的品質透過配票及算計能提升嗎?最近剛上任的歐巴馬又有了很多新的演講,但難以忘懷他在2008年時的當選演說:「我們的挑戰是新的,迎接挑戰的工具也許是新的,但賴以成功的價值觀─辛勤工作和誠實、勇氣和公平競爭、容忍和好奇心、忠實和愛國心都是舊有的。這些價值是真實的,是我們歷史上進步的沈默力量。我們有必要找回真實價值!」或許,除了配票、棄保、公關、廣告等算計之外,候選人需要在選舉及代議士過程中,提出真實價值,找回真實價值,這才是人生勝選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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