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臺灣.環保.弱勢.文化.改變ing

2005-06-30

從滿池的福馬林中,撈出胸膛開花的政治犯



那是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時代,是情治單位搶功的年代,那也是個荒謬的年代。閱讀唐山出版社的「回憶,見證白色恐怖」。政治犯陳英泰從小監獄到社會大監獄,在十二年又半個月住遍全台最恐怖的監獄後,道盡了戒嚴時代的不幸與委屈。

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台灣歷史上最陰暗的一面,國民黨官僚體系與蔣家父子藉此鞏固政權,建立起一黨獨裁的威權統治。書中提到當時各個監獄的面貌,從新店軍人監獄的屠殺、到東本願寺(保安處)挑指甲灌水逼供酷刑、以及保密局、軍法處看守所、內湖新生總隊、綠島歲月…這些昔日恐怖的監獄或刑場,看來以東本願寺最恐怖。其中,最恐怖的刑場馬場町在新店到永和交界處,今日的獅子林也是過去的軍監。喪盡天良的特務還安排「陪葬」戲碼懲處政治犯,就是把政治犯與死囚一起送上刑場,同時開槍,死刑犯胸膛開花時,政治犯被以空包彈凌虐。

這些政治犯被處死後,有的家人無處尋屍,一輩子牽掛,終生心靈折磨。在馬場町被處決的政治犯遺體集中泡在殯儀館一個滿是福馬林的水池裡,家屬到時撈起來,只見到胸膛開花的彈痕令人不捨。更多家人不敢來領政治犯遺體,也有人坐在家中,卻始終沒有等到特務通知見到福馬林中摰愛的最後一面。無人領回的政治犯遺體會被捐給醫學院做大體解剖。難以想像,這些台藉菁英冤屈的靈魂躺在冰冷解剖檯上,面對同為台籍菁英的醫學生時,冷冷的空氣中是否曾發出歷史的歎息。

書中提到,很多政治犯太太失身於特務被迫離婚,有的人被特務敲詐,這些特務當年享盡榮華富貴,多數人到現在仍認為他們是對的,而且因此享有富庶的生活,政治犯則躲藏一生,到現在忍受在社會中下階層的歧視。1953年2月時,綠島新生訓導處甚至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獄方要求政治犯在身上刺青「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很多人因反抗刺青而遭重審槍決。而陳英泰入獄半年之後終於見到了母親,他說:「您有六個孩子,就當沒我這個小孩!」他的母親流淚的說,她的六個小孩每個都非常重要。陳英泰的故事,是一個台大學生的故事。

這是怎麼樣的歷史悲劇呢?什麼樣的統治政權會向政治犯提出這種要求?走過這麼多年,歷史並沒有真的水落石出,很多六七字頭世代甚至還以「蔣家」為崇拜對象,崇拜而接受獨裁者的洗腦,這麼多用生命血淚寫下的故事裡,歷史能找到真正的平反嗎?公義在那裡呢?

最近,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甚至當年帶動要求全民反共防諜的政戰的許歷農還公開說他早就覺得實行社會主義比較好了,在這樣國共領導人杯酒交歡之際,對於五十年前因為國共對峙,國民黨反共而被以匪諜名稱逮捕的政治犯,這個社會應如何對政治犯交待?政治犯在國共再次交歡中再度受到傷害,這些以仇恨面對人民的國民黨當年的當權派是否欠人民一個道歉呢?

白色恐怖時代,許多被捕的菁英份子面臨死亡時無所懼,明天處送死今天仍然保持求知的態度要努力看書,高尚的道德水準更顯示在死前最後一剎那,有人高呼台灣人加油、社會主義萬歲(試問蔣家有何道理因個人成敗而要台灣人仇視社會主義?)死前一剎那,仍有人堅持不肯下跪。當時被捕的名醫很多,在綠島醫務室任軍醫「幫手」的受刑人有當時台大的眼科主任等各科名醫,在綠島的醫師規格甚至可以組成一個台大教學醫院的規模。那個恐怖時代知識份子所展現的良知與道德,相較於現在的台灣社會浮誇短視,今之台灣與那個沒有被國民黨統治的台灣,似乎已失去了很多好的精神與風氣。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大屠殺是統治者的統治術,把菁英消滅殆盡保住蔣家的權力與榮華富貴,陳英泰認為,雖然多數政治犯不必處死,但以蔣家父子的想法來說,為殺一人寧可錯殺一百,反正人民的記憶力有限度,經一段時間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何況白色恐怖大屠殺已是數十年前的事,多數人根本不知道這一段歷史。

二二八檔案中,蔣介石的幕僚甚至在毫無道理之下,層層加重政治犯的罪,只為了討長官歡欣。老蔣還親手在這類公文上蓋「如擬」或「蔣介石」章,並依個人心情把政治犯刑期從五年、十年、死刑隨意增加。

這一本書,讓我重新認識那一個「床鋪通刑場」的年代。歷史與政治、法律與道德的終極責任該由國民黨總裁兼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來承擔,我們應要求把這段歷史及蔣介石的過錯寫在蔣介石廟,讓更多的子弟認識過去,我們才能以更澄明的心面對未來。

政治犯陳英泰自陳,即便出獄之後也是由小牢獄改坐大牢獄,一直到蔣介石辭世,威權時代過去,才解除威脅,但政治犯仍難在社會生存下去,即便如陳先生學歷好,而且做事認真,仍難獲老板重用。

根據美國商業周刊統計,中長期滿留中國境內做生意的台灣人可能逾百萬,這個階層的人口結構絕大多數是受有系統仇日教育的青壯年世代。我的朋友中很多人提到蔣介石還要呼之為「先總統蔣公」,捷運站行過中正紀念堂站時,軌道旁邊還貼上花崗岩以示不同於其他站。這種怪異的歷史認知充斥於社會青壯的這一階層,洗腦教育不知不覺之中,在我們的社會中創造出很多價值觀的混亂。

曾建元教授認為,台灣人民現在常以「後殖民」的姿態來評價白色恐怖史,他說這就像是心理學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遺憾的是,我們及下一代的腦中,這些被殖入的、歪曲的歷史認知,就像是不知不覺中長歪的骨架,長期讓我們的認知與價值觀為之混淆。面對當代許多無史觀的年輕人,以及早就被洗腦的台灣人,我們根本沒學過符合事實的史觀。

相較於過去的白色恐怖的禁忌時代,最近愈來愈多缺乏自信刻意貶抑台灣的言論,例如陳文茜在28日的中國時報上大談上海多棒,把台灣極盡貶低,中國一方面擴充武力,另一方面砸大把鈔票介入台灣的出版、媒體、雜誌、電視,透過意見領袖展開系統性洗腦,這是一個新的媒介恐怖時代,揮別了白色恐怖時代槍殺菁英,不准人民說話式的洗腦,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更嚴峻的、另一個極權政權的灑下金錢鋪天蓋地而來的媒介恐怖洗腦。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的:「和專制主義的對抗,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北京政府視六四為洪水猛獸﹐向中國年輕一代推行「遺忘政策」抹去歷史痕跡,並進一步透過陳文茜等人向台灣人展開新的媒介恐怖洗腦。而台灣年輕人呢,我們早已罹患「失憶症」,我們的教科書裡從來沒教過真正的史實,老蔣與小蔣時代這些血淚的政治犯、台籍領袖的故事早已飄逝於風中,像六張犁的無主孤墳被遺忘於歷史的浪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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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25

形象照/不是我的我



一個朋友看著名片上的形象照問我:「哈,這是十年前的照片吧?」貼上假睫毛、濃妝如面具般厚、擺出瓊瑤女主角pose,咔擦一聲,電腦再把歲月痕跡修掉,沒有一絲皺紋,假的光線、假的笑容,假的眼線與眼神,這是形象照。望著2004年七月完成的形象照,一閃神,也覺得可能很像廿歲時的自己,雖然我早已遺忘二十歲時的模樣。

一個朋友傳了另一張照片給我。他說:「嗨,我在色情網站發現的照片,很像你廿歲的清純模樣!」哇,真的,乍看有點像,愈看愈覺得很多地方不一樣(見上圖,拷貝於不知名的日本色情網站)。好險這張照片什麼都沒露,朋友轉傳這張美美的不知是誰的網路照片,我的msn上也改用這張照片。久了,大家都以為這是我年輕時的形象照。仔細再想想,其實現在的朋友都是這些年認識的,沒有一人真的看見過廿歲的我。

不知不覺中,我常常忘記這其實不是我的照片,以為廿年前我真的長這模樣。不知不覺中,所有朋友都誤以為我廿歲時就長的這模樣。

這只是一個四十歲歐巴桑的錯覺。分手近廿年的那個廿歲的我啊,早已兩相忘於江湖,遺忘了關於她的點點滴滴,對於那個廿歲的女孩沒什麼印象,現在的朋友則根本沒見過她,我們只是從四十歲的皺紋中,幻想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廿歲的她。

而現在,這張形象照是不是我根本不重要,因為所有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內)都這麼認定,我廿歲時就是這形象!

這就是形象照的功能,形塑出一個不是我的我。廿年之後,當我再回頭檢視2004年七月的這些假假的,與本人全然不同的形象照時,相信我也會誤會:這就是年近不惑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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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20

市場導向新聞學


蘇鑰機老師文中提到McManus的四個不同的新聞市場:一、讀者市場、廣告客戶市場、新聞來源市場、投資者的市場。西方社會奉行市場新聞學,雖重視新聞規範與操守,但只是作為制衡。市場導向新聞學的好處是一、避免政府直接控制;二、降低新聞製作成本;三、回應消費者,避免不切實際或產品低劣;四、因市場需求而減少編採偏見,讓報紙切合社會需求。

蘇鑰機一文結論則是:如McManus所謂迎合市場未必能照顧公眾利益,寡頭壟斷下新聞「標準化」。而且資訊瑣碎化、煽情化,甚至出現設計對白、虛構現實、假新聞等。不過,蘋果在政治上確立「親港抗中」的傳媒空間、打破畫一的報紙售價,並擴展「群眾範圍」,模糊質報與大眾報紙的區別。

當代雜誌曾有Colin Sparks的「媒體與民主社會」一文,檢視「後共產主義」社會裡面的媒體,以後共產主義國家擺脫共產主義轉型進入民主社會,這樣社會裡面的媒體是否能享有自由與民主呢?答案是,雖然黑格爾式思想把市民社會看成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王國,主張大眾傳媒盡快全面私有化,將之交給市場,讓市場實現民主表意。但經濟政治的力量仍會讓傳媒在自由的表相下,仍繼續為資本家與政客配合,而反對派關注的也是如何讓媒體朝利己方向發展,社會力量相互作用形成「政治資本主義」。Colin Sparks拿出他的水晶球提出三種媒體可能發展的預測:

一、 樂觀預測:政治家不再想透過資本家掌控媒體,高標準栽培的記者取代今日腐敗憤世疾俗隨波逐流者。資本主義媒體和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目的論驅動力,會讓現況朝樂觀發展。

二、 悲觀預測:沒有力量驅動媒體邁向真正自由獨立,掌握政權者與掌握媒體者關切密切,這是國際普遍現象,操控傳媒為我所用是所有政治家進行政治說服的共同點,即便富足穩定的政權亦如此。優秀的記者呢?他們可能為日常生活的壓力擊垮,無論東西方都不會出現真正民主媒體。

三、 現實主義觀點:短期內傳媒環境不會改變,但不意味未來不會出現,政治自由化後人民會進一步希望達成「普遍意義上的民主化」及「媒體意義上的民主化」,這樣的期待會將改革擴展到經濟、社會生活領域的社會組織。

本周文章談市場機制與市場對新聞學的影響,但蘇鑰機的「市場導向新聞學」與Colin Sparks文章,讓我體會到新聞在走向完全市場導向的同時,政治資本主義也是影響全局關鍵,例如蘋果在親中與反中兩大對立的媒體中,呈現出一種打藍也打綠氛圍,蘋果主筆卜大中常在社論中表達堅絕反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立場,這讓台灣蘋果與香港蘋果一樣呈現出特殊定位。

而本周大家熱烈討論的政論節目流變,當然不是受單一因素所影響,參考蘇鑰機與McManus的說法,這還是市場導向、分眾社會,以及整個政治力量與資本力量共同介入的成果。換言之,也是所謂的「附傭政治、附傭收視率的商業競爭邏輯」下的產物(紀慧君,2005)。

討論政論節目流變與收視率升降關係的研究中指出,政論節目在政治不穩定的訊息下,收視率會有集體上升現象(紀慧君,2005)。參考當前的藍、綠分眾政論情況,配合政治氣氛,發現藍、綠兩派政論分別出現集體上升、集體下降的情況。其中以2100全民開講最為突出。曾有研究指2100當年竄紅原因是:一、台灣社會民主轉型期;媒體正自由化;三、民眾政治自由風氣(Shen1999)。

參考最近的政治氛圍,除了因為2004年大選至今的紛爭外,藍軍政治領袖扭轉過去五十餘年與中國互動模式,正式承認共產黨為中華人民國正統政府,「中華民國認同」既不是台灣國族認同也不是中國國族認同,各種認同都會產生社會緊張(黃泰山,2005),而在這個「中國認同」、「國民黨正統論」從四月至今半年來全面重新再定義的時刻,符合出現收視升降的政治變局。

2100在行政院長謝長廷接受專訪創1.3收視點後,民進黨團宣布退出,節目多呈現三藍一綠,或多名強藍來賓對一名弱綠來賓,正符合二年級時我們曾做的研究,也就是當媒體出現明顯分眾、與社會、政治力一樣藍綠對立而政治遭逢鉅大變遷時,政論節目有愈明顯立場愈受自己立場所屬的政治群眾喜愛,收視率更可能增加,這也是蘇鑰機老師的市場導向新聞學,2100連續一個多月追一個案子而突破了2個收視點,象徵這個節目即將邁入一個新紀元,這會是一個令人期待的新時代嗎?還仍待觀察。

郭力昕老師曾描述:這個節目可以用一年多時間只談一件事,每晚抓住風吹草動瑣碎議題,要讓焦慮的叩應者以二十餘秒發表「民意」…,這時間當然只夠他表達自己站在那一邊,想要稍具層次申論意見的人既然毫無空間,只好被迫沈默或消音。所有電子新聞媒體又奉「辯土/叩應連續劇」為模範複製這類秀場,集體地夜以繼日地將全國民眾的神經繃緊在虛擬放大的戰爭對立邊緣。這就是朝野政黨據以為攻防利器的一種重要民意「來源」。此種不斷強化民粹反智情緒的民意,有什麼嚴肅的參考意義(郭力昕,2000) ?

在型式上,研究認為政論節目已從「假代表制」到「朋黨化」,如汪笨湖等代表的政論節目類型,已是走出攝影棚裡和自己人相互取暖的格局,將正義感、民粹血氣全都集於主持人一身(紀慧君,2005)。關尚仁老師曾分析2100是以畫面感官帶動言論的節目,現在,則在名嘴提供照片、爆料身家受威脅、名嘴願接受檢察官BOT來辦案。政論節目是分眾的市場學與媒介政治經濟學的產物,政論成為精采的政治內幕叩應連續劇。相較之下,其他的政論節目如台灣心聲(路線被質疑藍綠變色,且以台灣國族認同起家受中國認同挑戰,支持者疲軟)、新台灣高峰會(畫面移動不緊湊及爆料不夠)、火線雙嬌(收視率小升,沒爆料有綜藝,政治認同鮮明)…,政論節目在2005年呈現當前有趣的現象,均有脈胳可循。

新新聞則質疑,政論節目是假藉媒體人的言論來操作政治,是批著媒體外衣的政治人借殼上市來玩政治(劉伯姬,2004)。林麗雲曾在報刊撰文指出,政論產製受限於特定商業邏輯,是根據區隔的市場設立言論的立場,製造對立而非對話。加上政論節目的死忠觀眾大多熱衷政治,而且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屬於社會中意見光譜上的兩個極,因此政論節目為了吸引到穩定的觀眾,必須把目標設定在這兩端的市場,導致「全民開講」名為全民,卻不是讓各種立場的民眾全部都能講話;「台灣心聲」也不見得要反映所有台灣人的心聲(林麗雲,2004)。

雖然學界與輿論對政論節目諸多批評,但這個政經媒體鉅變的關鍵年代,這個台灣新認同、新社會的關鍵年代,讓我們用蘇鑰機老師提到McManus的四個不同的新聞市場來檢視政論節目的流變,會發現政論節目符合四大市場:讀者市場、廣告客戶市場、新聞來源市場、投資者的市場。以及政論節目也具有市場導向新聞學的好處:一、避免政府直接控制;二、降低製作成本;三、回應消費者,避免不切實際;四、因市場需求讓政論切合社會需求。每晚在不同的政論間,不同的焦慮獲得了快感,所以,如同何聖飛曾撰文,何妨將政論節目就視為一種脫口秀?(何聖飛,2001)

最後,再討論到政論節目的立場問題,媒體究竟應否有立場呢?或者媒體人應該是「永遠的在野黨」呢?BBC Radio 4 的知名廣播新聞節目Today的主持人John Humphrys在一場演說中反駁了這句話,他認為媒體不該是執政黨,但媒體也不該是在野黨,媒體應該兩者都不是,因為這不是公共媒體人所當為。

根據羅世宏老師的網站轉引,John Humphrys是這麼說的: 「Let me tell you what is not the job of people like me. It is not to act as the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I have been asked many times whether, whe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s at its weakest for years, we should not take on that role. And I always give the same answer. The day the BBC does take on the role of opposition is the day it should shut up shop. Impartiality is not just desirable. It is vital. When we fail in that, we fail in every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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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2

1962年的曼紐因



1962年的曼紐因,今年他46歲,演奏生涯邁入成熟期,與他一同登場的指揮家柯林戴維斯也正值俊年。這卷黑白演奏紀錄片正是我出生前五年前所錄的。

這張片的卡司是:柯林戴維斯所指揮的「倫敦交響樂團」,演奏的是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 
由曼紐因演奏並指揮「法國廣播公司室內管弦樂團」,演奏的是莫札特的「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以及曼紐因與佛利賽所指揮的「柏林管播交響樂團」,表演的是布魯赫的「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再加收貝多芬的f大調浪漫曲,由鮑特所指揮的「倫敦愛樂管弦樂團」。

曼紐因的一生中最常演奏的是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其實他十二歲作為一個天才音樂神童時就常演奏此曲。此外,他在指揮莫札特小提琴協奏曲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與團員交換獨奏的樂章,如同拋球一般。而布魯赫的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則是他生平第一首錄的協奏曲。

欣賞紀錄片看到曼紐因與其他指揮家的不同風度與氣質,讓我對那個年代更加懷念。

Menuhin, Yehudi1916/04/22 -- 1999/03/12國籍: 美國。他是小提琴家、指揮家,1916年4月22日出生於美國紐約,1999年3月12日在德國柏林逝世。曼紐因4歲學習小提琴,7歲以獨奏家的身份與舊金山交響樂團合作演出,1929年在華爾特(Bruno Walter)指揮柏林愛樂下,於一場音樂會中演奏巴赫、貝多芬與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曼紐因30年代到巴黎跟隨安奈斯可學習,1932年在艾爾加親自指揮下錄製了艾爾加小提琴協奏曲。1950年後,曼紐因逐漸把演出重心放在指揮上。1958年到1968年擔任巴斯音樂節總監,1969年在英國溫莎創辦曼紐因節慶管弦樂團。後來又創辦曼紐因音樂學校。1987年與香港出版商合辦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並擔任該團音樂總監。英國皇室在1965授予曼紐因勳爵士稱號,1993年被封為英國的終身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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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1

美女與悍婦


「難道我不曾聽過獅子怒吼?難道我不曾見過暴風中海浪如巨熊咆哮?難道我不曾見過戰場炮轟,天空霹靂?難道我不知道震天殺聲,萬馬嘶奔,金鼓雷鳴的聲音?但,此刻,你們卻說女人的口舌可怕。」莎士比亞馴悍記中的Petruchio這樣形容女人口舌猛毒。

莎士比亞如果活在今之台灣,只要打開電視,他就可以見識女人口舌利與悍!政論談話節目不是男人天下,女性名嘴走遍各台。放眼政論界女人們,她們具有幾大共通點,一是鐘點費不遑多讓,主持費、出席費、暗盤多多;二是多為年過三十才轉進電視台參與政論節目,而且多數身兼廣播節目主持人;三是她們都很有主見不容身邊男性打迷糊仗,常可以拿自己炒新聞行銷節目。

嘴皮薄臉皮厚,說而優則主持

除了李豔秋本來就是電視台主播轉任主持之外,多數名嘴從廣播起家。于美人曾是補習班國文老師,並在廣播打下一片天。她從來不照稿子唸,即便「新聞挖挖哇」節目擁有很強的製作團隊,所寫的流程題目詳盡、觀點十足,但于美人很少照題目及流程走。于美人早年曾在仍為地下電台的「綠色和平電台」當主持人,當時的于美人一口標準北京話讓草根路線的電台聽眾很不習慣,很多觀眾因此打電話到電台罵人,剛開始于美人常和聽眾現場嗆聲,不過後來她改以幽默口吻說:「我很感謝打電話進來罵的聽眾,因為你們都聽得好仔細喔,還會指導我台語,真是感謝你們。」 于美人也這段時間下功夫練就純熟流暢的閩南語,有一天當TVBS製作人葛福鴻在計程車上聽到她的聲音,邀她主持「台北夜未眠」電視現場節目。完全沒有電視主持經驗的于美人因此開啟了三十歲之後的另一個職場生涯。

「青蓉K新聞」的林青蓉也曾在地下電台工作過,當時她是全電台的救火員,還曾經連續LIVE主持現場節目超過十小時以上,練就了她臨危不亂,從容面對來賓叩應的現場功力。此外,周玉蔻、黃光芹、尹乃菁同樣是由平面媒體轉戰政論節目,而且都在廣播節目負責主力時段。周玉蔻一早在廣播節目嗯嗯啊啊的聲音原本不適於廣電媒體,但她高亢的音調反而成為節目特色,還曾有聽眾反應,一早沒有聽到嗯嗯啊啊聲音還實在爬不起床。

名嘴之戰掀起台灣意識與中國立場對決

2004年台灣藍綠對決的民意兩極化社會,帶動了政論節目各有立場的名嘴對決,其中尤以周玉蔻與陳文茜的決裂最戲劇化。過去傾藍的周玉蔻轉而支持台灣意識,一度參與台獨活動的陳文茜則高喊她最大的希望是到中華人民共國等華人社會發展。周玉蔻曾在電視上公開說:「我喜歡做台灣人,也喜歡走在路上,支持我的台灣人對我招手示好的感覺。」但被歸為外省人第二代的周玉蔻、黃光芹等人公開批連宋,引來藍軍仇視干預,甚至公布周玉蔻與黃光芹的私人電話給藍軍支持者。

同樣的,這種「投靠非我族類」的背叛感也發生在陳文茜、鄭麗文身上,陳文茜年輕時還被稱為「建國妖姬」,鄭麗文曾參加「外獨會」,但兩人都成為國民黨主席連戰的重要家臣。陳文茜最近接受「北京青年報」訪談內容更露骨,北京青年報刊出專訪陳文茜的真正說法是:「我要在中國成名,我要來賣書,我要當一個華文作家,我不甘心寫出的東西只給兩千多萬台灣人看。」、「中國不像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而是非常古老文明的社會,我覺得它像一個封閉已久的秦馬俑,突然塵土被掀開來,似乎所有的秦俑要活過來,大家都被震動了,感覺中國是這麼一個氣氛,渴望亮光的,渴望一種精神文明。這樣一個人在崛起、在打開眼睛的過程,這樣一個國家在崛起,以及一直往開放的路上行進的過程,都充滿了生命力,我特別喜歡這樣的中國。」

這樣一個熱愛中國的陳文茜,以及喜歡做台灣人的周玉蔻,兩個女人的言論代表當代台灣兩類政論,台灣觀眾看到周玉蔻的轉變,雖不喜歡她嗯嗯啊啊聲音卻仍為這位台灣女性的台灣之愛動容,陳文茜的言論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引起中國網民激賞,當然,陳文茜這樣念茲在茲只在乎中華人民共和國富強的言論也為台灣人民所歎息。

回首台灣的政論節目,從異議媒體年代的美麗島雜誌政論發展到九零年代地下廣播電台,新興廣播電台開設了六十二個叩應廣播節目,廣播叩應節目透過電話和聽眾雙向互動傳播,形成叩應談話節目風潮。1992年綠色和平電台、寶島新聲電台等相繼成立,強烈批判時事,帶動全台灣叩應熱。1994年2100全民開講節目帶起電視政論熱,到現在從早到晚,十餘個政論節目,眾多女性名嘴的毒舌罵遍全台。

2000年政論節目雖然百家爭鳴,但言論乃以藍軍為主,隨著國民黨黨國體制崩解、政治對立2004年發展出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兩種國族認同。雖然這是兩種國族認同意識的對決,但台灣電視政論節目的本質是絕對商業化的,稱之為脫口秀式的表演節目更為精確,因為台灣媒體以AC 尼爾森收視率為運轉圓心,講究收視率掛率,每個主持人都依照昨天節目的收視高點、來賓是否能講出麻辣內幕、語不驚人死不休來決定今天的節目方針,在節目中再帶出國族認同、階級認同來號召閱聽人。而現在,隨著台灣社會的台灣認同、中國認同兩者更加清晰,2005年的政論節目開始再依收視率轉向轉型,邁向輕鬆、嘲諷、解析、內幕式的政論。

靠著一張毒舌利嘴,明朝曾稱呼這種嘴吧說得天花亂墜的人為「山人」,「山人」仗著黨派之爭廁身名利,哪兒有名利,哪兒就有山人出賣自己的聲影,明朝的大奸臣嚴嵩、徐階門下養著山人,投靠大太監張宏的「樂新爐」,這些「樂新爐」的「山人」擅長造謠,無風起浪陷害忠臣。而現在呢,也有所謂的「名嘴」寄生於民主台灣,以謊話醜行爆內幕存在於媒介,依附於政治賺大錢,甚至進一步投靠北京政權,以求在中國開節目賺大錢賣書。如果莎士比亞真得有機會來到今之台灣,他恐怕也驚呼台灣名嘴們口舌猛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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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飛茲、魯賓斯坦、皮耶第高斯基



在1957年的這場演奏,是指揮家魯賓斯坦、小提琴家Heifetz及大提琴家Piatigorsky的共同演奏。我們可以看到皮亞提高斯基的弓到激情處,他臉頰的肌肉也為之顫抖。

演出的曲目是貝多芬第4號G大調鋼琴協奏曲孟德爾松 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非常熱情的快板德布西 棕髮女郎丹尼庫 霍拉斷奏華爾頓 大提琴協奏曲蕭邦 降A大調波蘭舞曲 "英雄"

Heifetz與Piatigorsky都是來自蘇聯,他們與來自英國的Primrose因音樂理念相近組成三重奏,不計較排名,不互相爭榮。三人裡,又以Heifetz最賦盛名。Heifetz一生總共活了八十六歲,然而其中就有八十三年與小提琴為伍。他在美國演奏之後,讓美國人大為傾倒,頓時成了美國人的音樂偶像。而Heifetz本人因為也很能適應美式的生活,所以後來也在美國定居下來了。

Heifetz是Auer的學生。Heifetz曾經說,他能夠成功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他是少數的幸運兒之一,有一個好的生長環境讓自己能自由發展,加上父母親對古典音樂教育的推崇之外,那就是,他還有一位像Auer這樣的好老師。海飛茲的琴藝是很忠於Auer的學派的。他不矯揉做作,僅只是忠於音樂,將它恰到好處的表現出來。他會運用揉音的技巧使音色非常富有變化,但是又不會讓人覺得過分飽和。至於處理Rubato(自由速度)的問題,他曾經打過一個比喻。他說,音樂裡的自由速度,其實就像在偷時間一樣,你在哪一個地方偷了一點,就得在另一個地方把它補回來。

提到海飛茲的演奏技巧,有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的精確性。甚至有人因此批評海飛茲拉琴沒有把感情放進去,等於只用一隻手拉琴。但是,等到海飛茲碰上了西貝流士的小提琴協奏曲之後,大師就完全甦醒過來了。海飛茲演奏的西貝流士的小提琴協奏曲,充滿旺盛的情緒,感染了世界上無數的人!

Heifetz, Primrose, Piatigorsky三位大師,曾經在1961-1965年間,同時在南加州大學任教。但是他們組成三重奏的時間,則是在這之前的事了。三個人當中,Primrose最先離開人世,而Heifetz與Piatigorsky的晚年也都奉現在作育英才的事業。因為他們都認為,音樂是上天最寶貴的賞賜,身為一個藝術家,他們有責任將這份禮物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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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0

轉載/紐約時報〈海飛茲百年誕辰:顫抖與抽搐〉(Heifetz at 100: Both Thrilling and Chilling)



文/鄭俊平    行將結束的廿一世紀第一年,「或許」是已故的技藝精湛小提琴家海飛茲(Jascha Heifetz)誕生的第一百週年,「也有可能」是第一百零一年。

在樂迷心中具有某一個時代標竿地位的海飛茲,卻連正確的出生日期都沒有一個具公信力的說法,多少顯示了對這位大師的研究,特別是傳記出版,一直沒能和他偉大的音樂成就相稱;當然,這自然也是樂界、樂史的損失及缺憾。

日前一位於美國愛俄華大學研究小提琴社會史的史康波(David Schoenbaum),在十二月廿三日的紐約時報撰述了一篇相當精彩的〈海飛茲百年誕辰:顫抖與抽搐〉(Heifetz at 100: Both Thrilling and Chilling),該文中不但分析了為何海飛茲的傳記始終未能出現「公定本」,也提供了過去許多來自海飛茲周遭的第二手資料。

這篇評論中,史康波首先以研究者的身份指陳,由整個音樂史的進程檢視,像海飛茲這樣地位和年代的傑出演奏家,卻沒有一本翔實的傳記,是一件多麼不尋常之事。

「自一九三O年代到六O年代間,當時第一線的小提琴演奏家如史柏汀(Albert Spalding)或是西格提(Joseph Szigeti)等,都已有相當大量且具參考性的研究資訊供後世擷取」,史康波寫道,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如曼紐因(Yehudi Menuhin),甚至是從父親、妻子到他的姪兒都參與了建立曼紐因個人史的行動,至於近年出版的克萊斯萊(Fritz Kreisler)、及史坦(Issac Stern)或基東.克萊默(Gidon Kremer)等人的傳記或著作量也不遑多讓。

不過,從文獻或傳記的量和質來比較,海飛茲比起以上這些演奏家,卻好像是個「不值得記憶──或者也可以說他是個多不容易讓傳記作者下筆的人」,史康波舉例指出海飛茲有多麼不易採訪,「他曾經這麼告訴一位面訪者:『請儘量簡短……我生於俄國,三歲受音樂啟蒙教育,七歲在俄國第一次登台、一九一七年在美國初演………能說的就這麼多了,真的。』

另一方面,海飛茲於琴藝方面的精湛造化,又不得不令人引頸期盼他個人的音樂自我鍛鍊史料。名樂評家羅茲(Henry Roth)曾表示,上天賦予了海飛茲奇佳的手臂下彎柔軟度及細部肌部肌肉的協調性,「這使得他能更快速及更敏感於其它知名的演奏者」。

除了引述羅茲的說法,史康波並調出了一堂過去海飛茲於課堂的教學影帶參考,該堂課中某位學生被大師要求演奏知名的協奏曲目,作曲家蕭頌的〈詩曲〉(Poe`me)。這首曲子的難度之高,「可以讓任何有志氣的小提琴家望之卻步」,降G大調的〈詩曲〉,演奏者的手指必須在一個「恐怖的」八程音程上運動。

苦練,加上天賦

然而,海飛茲以這樣的曲子做為課堂重點自然本身也得要有兩下子。「沒有人要求自己能像海飛茲那樣」,史康波指出,當年海飛茲為了練好這首曲子,曾導致他的一根手根有一段時間不自主地顫抖與抽搐。
苦練,加上天賦,羅茲對此的評論是:打從一九一七年開始,美國的聽眾開始覺得海飛茲的演奏簡直到了一種夢想都不及的境界(Undreamed)。

不過,話題回到有關大師的傳記和資料,則足堪是海飛茲恆久藝術生涯的最大陰影。史康波說,「比起柏頓(Humphrey Burton)的全書561頁、有完整索引、年表和附注的曼紐因傳記」,至今則仍沒有對海飛茲真正具指標性的文本。

偷偷抹去的出生日期

事實上,根據海飛茲的次子傑(Jay Heifetz)的說法,紐約的某大出版商曾經和海飛茲前秘書簽訂過合約,不幸的是這位作者在完成了近三百次訪談後卻過世,此後再也沒有繼承者完成此書的撰寫。 該位作者於海飛茲身故十四年後的去世留下了無限遺憾,這個遺憾一直到今天──大師誕生於現今立陶宛的菲紐斯(Vilnius)約一百年後仍然存在。

由於海飛茲在世時就是出了名的自我保護與孤立獨行,撰寫者的困難度自然增高,就連他的出生日期也充滿爭議。有趣的是: 海飛茲的兩位唱專屬唱片攝影者馬譚斯及安東尼.馬譚斯(John Maltese & John Anthony Maltese)猜測,大師的確切出生日期是給他母親「趁著沒人看到的時候」偷偷抹去了。

而這個猜測倒也不是憑空而來,史康波指出,在俄籍猶太人的族俗中,年輕者比年長者佔便宜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猶太家庭的父母總是遵守這項法則,讓小孩們自己也未必清楚出生日期,可以多保留一份青春──至少,傑.海飛茲可做證,他們家從一九O一年以降就非常堅持這個規矩。

海飛茲最新出版的傳記

至於目前關於海飛茲最新出版的傳記,經史康波求證都不是經海飛茲欣然認證的書寫。其中一本是大師的以色列籍仰慕者刻意以迷你相機拍照,畫質粗糙不說,傳記的文字則讀來「像不可靠的小報報導」。至於另一本《我所知道的海飛茲(Heifetz As I Knew Him)》,則是大師過去的門生,艾索洛德(Hurbert Axelrod)私自出版。艾索洛德過去擔任協處海飛茲文件的任務,目前則在紐澤西經營全球魚獲代理業務及小提琴收購。

另有一位海飛茲的學生奧格斯(Ayke Agus)曾為文評述,艾索洛德在《我所知道的海飛茲》中提供了許多相當有用的文件及照片。不過大師本人似乎並不以為然。這本傳記的第三版及最新版中, 附上海飛茲的獻詞,大師在作者的照片旁送給了這位學生一句話,「請接受我困惑的證言──為這本醜陋、不公正且不真實的書。」

不論海飛茲的生辰究竟是在一百年或一百零一年前,這幾乎已無從可考,自然也不影響其音樂成就;倒是當年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黨人協助下,得以至西方登台後的海飛茲,有不少來自友人、學生的描述,或可補上大師傳記史料的一些漏洞。

現任紐約文化事務委員會的主席舒維勒(Schuyler)的事蹟就是其之一。報導指出舒維勒曾在一九五五年和陪同海飛茲前往參加一場堪薩斯市的演奏會,隨後他們並準備轉赴芝加哥進行錄音計劃。不幸的是,他們那時正因為天氣轉壞而被耽擱在機場。大師將會因此而錯過了重要的行程嗎?史康波寫道,「想都別想」。

天價與受歡迎的海飛茲

首先,機場一位售票人員,可想而知也是海飛茲的仰慕者,幫他們弄來早已售罄的列車車票;到了火車站後,則會有同是大師迷的計程車司機,帶領他們穿過重重阻塞的交通趕赴目的地。

海飛茲也沒辜負這班人的襄助,他絲毫不受舟車勞頓影響,隔天錄完了的布拉姆斯協奏曲,到場聆聽的大提琴家史塔克(Janos Starker),一位連自己都認為不輕易稱許同行的人,聽完後忍不住直呼,「從頭到尾,我沒聽過這樣令人震驚的演奏。」

要了解海飛茲在當時的演奏有多麼出類拔萃,就算是以最基本的金錢報酬來衡量,大師也當仁不讓拔得頭籌。史康波比較了當時音樂家們的身價:在一九一九至二O年樂季,紐約愛樂簽約給薪的標準是──克萊斯萊二千美元,海飛茲二千二百五十。到了一九四九到五O年,小提琴家密爾斯坦(Nathan Milstein)的行情是三千八百美元,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八千美元,海飛茲則叫價九千美元。

在一九五三年,RCA唱片則和海飛茲簽訂了當時難以想像的十年鉅約。難以想像之處還不僅止於大師「可以錄任何他想要錄的」;其酬勞是第一年兩萬兩千五百美元,之後每年再加五千元,整個合約RCA得付出近五十萬。要知道,那時美國一輛車要兩千美元,一棟房子要兩萬兩千元,一把瓜奈里(Guarneri)名琴得花三萬美元──而事實上海飛茲早在一九二二年就有能力自費購下了他手上的那一把。

當然唱片公司花大錢,自然期待豐收,即使是在唱片業不景氣的今天。現在已成為BMG旗下的RCA唱片,一九九五年出版的那套全部四十六張唱片的《海飛茲全集》,至今已賣掉了七千套。而從九九年開始轉錄大師七十八轉及LP時代錄音的Naxos唱片公司,老闆海曼(Klaus Heymann)初步估計,這一年多以來,Naxos每一張海飛茲歷史錄音都賣掉了近一萬張。

不過這樣一位身為「搖錢樹」、又成名甚早的海飛茲,也注定了他大部份的人生情節;早在一九四O年,一位作曲家及樂評人泰勒就說,「他(海飛茲)的藝術生涯將無可避免地如是:練習、旅行、排練、演奏、睡覺,而且年復一年,少有改變。」史康波查證,海飛茲本人在公開演奏三十二年後曾統計過,他已經花萬了六萬六千小時,大約佔他醒著的時間的五分之二,有一把小提琴在他手上。

以研究者身份說話的史康波,固然惋歎沒有一本信實的海飛茲全傳問世,基於情感,他只得提醒樂迷們,還留存下來的大師遺產尚有:他那把瓜奈里琴存放在舊金山青年博物館, 每年都會有一位被指定的青年音樂家拿它出來重現弦音;而一海飛茲的演奏椅則放在洛杉磯的哥倫布表演藝術學校內,長年被一位名叫李普賽(Robert Lipsett)的人所珍藏。

不管有沒有大師傳記,「總之」,史康波說,「自一九一一到一九七二年間的(海飛茲)錄音,現在到處都可以買的到,而且只需要花合理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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