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我們不斷在討論第三波民主化或第四波民主化可能來到的同時，這次的閱讀內容涵括了俄羅斯、台灣民主化比較，以及展望台灣前程似乎又必須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未來民主化。不過，俄羅斯與中國背景皆來自於共產黨執政，兩國雖有不同脈絡，但從俄羅斯經驗來看，俄羅斯近來來自由不斷惡化，但人民卻似乎不以為意！因為葉爾欽展開各種激進改革，反而造成國家混亂犯罪高漲。普欽就任後採取違反自由民主原則的行為，卻使人民覺得找到可期待的對象，這是因為廣泛實施所謂的「管理式民主」(manged democracy)(頁163)，三天前，才剛過完六十大壽的普丁還大規模展開核武軍演，屆此向國際宣揚國威，並向其民眾宣傳其管理穩定性，以確保其政權。
為了台灣的民主鞏固，多數人寄希望於中國的民主化，但，從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後而產生民主逆流，進而重返威權，有類似背景的中國即便未來有朝一日民主化，但在儒家文化君君臣臣的文化背景中，會不會反而像俄羅斯一般發展？
如同Edwad d. Mansfied 與Jack Snyder所撰的《民主化與戰爭的危機》一文指出，一個國家不會一夕之間成為成熟的民主，而且民主轉型階段國家會變得更具攻擊性更好戰，換言之，正在民主化的國家比穩定的專制政體更可能發生戰爭(頁219)。
二，內容
第三波民主化自1974年在葡萄牙開展後至今逾三十年，相較於1974年時，全球僅39個民主國家，直到2005年底，自由之家公布全球192國家中，「選舉式民主國家」(etectoral democracy)已有122國，33國被評為部份自由(頁139)，但在第三波民主退潮的此時，學者關切的是這些國家是否真的「民主鞏固」(Scheldler,1998:91-107)。
而何謂「民主鞏固」？Dankward A. Rustow於1970年提出民主化模式中，將民主鞏固階段介定為「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而Georg Sorsnsen則進一步指出：鞏固不是純粹的政治過程，也需要社會與經濟的變遷，且鞏固的最後階段是民主制度與實際變成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過程(Sorsneen,1998:46)。杭廷頓提出「雙翻轉測驗」作為檢驗民主是否鞏固的標準，但流於狹隘與形式化(頁143) 。
本書援引杭廷頓提出的「民主化的原因與過程」從經濟發展、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強權國家政策轉變、滾雪球效應、及領導人決策等層面逐一討論台灣與中國可能的民主化(頁197到200) 。不過，如果從「領導者」改變關鍵歷史的角度來看，菁英掌控媒體與應付群眾運動的模式很可能對於人民及社會有很大的影響。民主鞏固的過程中，國家領導者的行為往往比態度及結構因素更重要。如Schedler所言，一國民主發展能否鞏固，主要取決於國家領導者的行為民主否(Schedler,2001:84-85)(頁176、177)。
杭亭頓提出三種民主轉型方式(變革、替換、移轉)，替換屬最激烈方式，而台灣屬兼具變革與移轉的溫和轉型。杭亭頓也提醒我們，執政菁英帶頭決定走向民主，未必將民主視為最後目的，有可能將民主視為手段，而以穩定其地位做為目標(Hungington,1991:106-108)(頁193)。
三，想法
如果從俄羅斯來看中國，這顯示急就章式的民主轉型不只無法讓國家煥然一新，關鍵時刻的歷史錯誤反而可能讓國家陷入更深的危機？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曾提出「路徑依賴學說」，認為轉型社會必須建立有效經濟市場、政治體制、而且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有效協調，他認為「路徑依賴」在這個過程很重要（Path Dependency）因為一國的歷史習慣將影響體制變革，領導者與人民必須知道自己的過去及現實制約、傳統影響以及文化慣性，才可能找到未來的發展方向。
俄羅斯在第三波民主化進程原本完成半調子的民主化，一度也有了半自由的媒體，但現在，普丁從嚴全面掌控媒體、控制社會讓威權重新來過，甚至控制了輿論及人民的想法。從這點看中國，中國的媒介及輿論掌控能力仍很強，而且中、俄兩國都呈現政治高度腐敗，兩國的共產黨菁英中，俄羅斯可財產私有化，中國則藉著資產移往國外而有富幾代，兩國的共產黨精英都透過權力而享受資本主義的富裕。
所以，俄羅斯一度改革了政治體制，但轉到經濟改革後反而重回威權，中國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至今仍堅持一黨專政而沒有大規模的政治改革，仍隔代指定接班人。兩國的改變路徑雖不大相同，但因為在共產主義等部份背景雷同之下，是否也受到文化層面及媒介控制影響，中、俄反而呈現雷同的威權與反民主？
所以，如果將台灣未來寄希望於短期不可見的中國民主，是否緣木求魚，反而拖累台灣的民主鞏固與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