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化社會中談多文化主義

上張錦華老師法蘭克福批判理論課已是十八年前的往事，閱讀「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一書，張錦華老師的發言位置已不是十八年前那位堂堂課都談批判理論的歸國學人，而是處於多文化環境、多重認同紛爭中台灣社會一份子。從書中一中一台報導研究、媒介的意識形態分析，似乎發現，面對媒介以「主控意識型態」與「對抗的意識型態」為主時，1992年時已少有媒介是「協調意識型態」。張老師面對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只能感歎媒介的意識型態對立的多、協調的少(張錦華，1997：頁61)。

那麼，十五年後的今天呢？翻開2005年11月11日各報頭版討論修廢軍公教18%的新聞：中央日報是「軍公教怒轟…發動遊行」、聯合報是「採最嚴方案，逾30萬軍公教受影響」、蘋果日報是「民眾多肯定，全教會：肥高官瘦小吏」、中國時報是「20萬公教月損萬元、荷包大失血」、自由時報是「18%改革採甲案，省6千億」、台灣日報是「改革節餘擬挹注老農津貼」。同樣一則新聞，呈現出來的還是各報的主控意識型態與對抗意識型態，蘋果日報反而是具有「協調意識型態」的媒體。十五年了，社會變化很大，不變的是台灣媒體中霸權與意識型態的對抗，媒體呈現的對立氣氛，與1992年張錦華分析的一中一台新聞在媒體中的對立一模一樣。台灣從民主化走到了兩極化，媒體在商業機制下，也鼓勵報刊、媒介與政論走向了極化。

多文化(multiculturlism)觀點正是當前全球的重要課題。本周法國發生非裔青少年火燒暴動而宵禁事件、上周英國外相宣布因應穆斯林火燒地鐵而要BBC成立阿語廣播電台，全球因為回教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優勢族群文化與弱勢族群文化對抗的時刻，台灣的媒體從平面到電視也呈現出兩種對立而無對話的媒體現象，其中也隱含了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兩種文化與族群認同的衝突。此刻，正是張錦華老師書中所述：「族群文化的衝突是當前世界主要危機之一」、「由於傳統自由主義僅強調國家與個人之間的權利分際，卻造成主流族群對於弱勢族群的壓迫；多文化主義則要求國家應正視族群尊嚴對個人的重要性，事實上以往融合式的統合政策並未能使個人的族群認同消失；相反的，如果弱勢族群受到歧視與貶抑，個體難以在社會上享受到應有的自由與尊嚴，社會衝突於是因之而起。」(張錦華，1997，頁41)。

台灣社會如同沙漏一般，主控意識型態與對抗意識型態隨著沙漏轉向，媒體與文化從上面漏到下面，又再隨威權解體轉向一次，再隨商業機制、優勢族群論述轉向、再隨著西方霸權、中國霸權再論述再轉向，台灣人民像是沙漏之中的細小沙子，在各個霸權間不斷被轉來轉去震盪之中，如果我的論文討論的政論節目與媒體始終無法呈現「協調的意識型態」，那麼這份論文只是描述現象，跟閱讀十五年前的研究一樣，我們能為這個社會帶來未來的解答嗎？

張老師在本書總結指出：「政府必須確立多文化主義的政策觀點，改善媒體所有權、經營權、聘僱權，才能改善媒體再現的偏差與刻板印象。」、「從批判理論支持弱勢族群反抗壓迫的角度，指出當代多文化主義的理論與政策規畫，深入解釋弱勢族群的認同問題，並誠懇的落實關懷途徑，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更進一步的提升對於受苦者的同情與理解，應具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張錦華，1997，頁189)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是否也能多重認同？我們如何在現有的政論節目中呈現多文化主義的觀點？

《問題媒體》第七章風起雲湧的2003年閱讀心得

政治學者拉許：「民主需要活力十足的公眾論辯，而非僅僅是資訊…，民主需要的資訊只有通過論辯才會出現。直到問對了問題前，我們都無法瞭解我們到底需要知道什麼。」(右圖為問題媒體作者ROBERT W.McCHESNEY，他是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傳播系教授，本周主持一次電台節目)


當政策在密室裡制定，缺乏公眾理解參與，任由強大商業利益力量操控，亦即由唯利是圖的商業組織所稱的「專家」來主宰，那麼，大家都能猜到政策結果，這個媒體系統將以服務大企業財團的利益為優先。
由於私人媒體集團掌控大多數政客與管制者，媒體改造是極為艱困的政治戰鬥，人們不斷被媒體灌輸媒體的錯誤資訊，無法認識媒體曲系的真實運作狀況，人們好像很滿意媒體或對政治過於冷漠。在當前的媒體制度，奢談有意義的媒體自律，如果我們要解決當前媒體體系的問題，就是要公開媒體政策制定過程，以人民力量來改變媒體。

1980、1981年代新自由主義得勢，市場管轄下大眾或公共參與媒會被批判是官僚干預，大家以為只有自由競爭才會有最好的效率。可是，結果媒體政策逐漸遠離公共福祉的考量，集中在如何強大商業組織的利益。我們總是被告知，美新科技搭配自由市場理論，加上政府官僚體系不加干預，美好的應許之地就在眼前。

盲目崇拜市場的狂熱，使得媒體核心問題加速惡化，媒體改造(media reform)變成眾人矚目字眼。例如FCC多數委員以官僚威風之姿，按他們自己標準程序辦事，公眾卻覺得他們應受譴責。

媒體改造運動躍然登場

1996年《電信法》普這場新興社會運動媒體改造運動搧風點火，《國家》、《進步主義者》、《此時此刻》等雜誌特利報導批判主流媒體，如同現在的「媒體教育基金會」所做的一樣。而進步的媒體觀察組織「公平正確報導」(Fairness&Accuracy In Reporting，簡稱FAIR)誕生了。

1996年在舊金山，1997年在紐約，全國性的「媒體與民主」會議也吸引很多人參加。福特基金會資助的2千年調查指出，50%美國人高度關切媒體併購，86%表達一定程度關切，70%美國人認為媒體集團愈來愈龐大，60%不相信併購會帶來更好的內容與服務。

媒改勢力生機勃勃，1999年在西雅圖反WTO示威活動中，誕生了「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s)，雖然這麼多活動表示美國人關心這些議題，但媒改運動依舊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和商業媒體之外，不存在於多數美國人民心中。

21世紀初，非裔美國人康達哥在伊利諾州的春田透過低功率調頻電台向群眾對話，而FCC主席肯納德(Willian Kennard )因為無法取締低功率電台，轉而要地方社區團體接手合法化。但商業電台主要支持者卻推翻這項計畫，低功率調頻電台的草根力量最後終舊輸了，低功率調頻電台數目從千個降到幾百個，肯納德說：「如同一早醒來，突然發現法案已底定，人們完全被擺了一道。」

2002年春，佛蒙特州眾議員桑德展開「國會議員下鄉與民眾面對面」活動，鎖定「財團控制媒體問題」，吸引了數以百計人潮，回響熱烈。

2001年10月，鮑威爾取代肯納德為FCC新主席後，在委員會成立「媒體所有權特別工作小組」，進行解除媒體所有權規範活動」，「消費者聯盟」等單位則展開全面反制。

根據規定，企業在單一市場只能擁有一家電視台，少數大城市也只能有兩家 ，且單一企業覆藝的收視人口總數不能超過總收視人口的35%，不過，在FCC同意下，維康與新聞集體擁有特權 ，已超過規定的占有率。

鮑威爾對決柯普斯

鮑威爾認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讓企業先吃蔬菜才吃點心。」他認為FCC角色就是要讓媒體集團取得更多獲利，他主張讓創新者自由取得市場對大家都有利。2002年歲末，FCC裡的共和黨員要完全解除所有權限制。在此同時，民間反對媒體鬆綁的民間力量也組織起來。
2003年元月，情勢變化，參議員達許利的助理阿德斯坦進入FCC，他主張：「讓少數強大企業全然控制媒體，違反自由社會根本原則」。

鮑威爾如同媒體鉅子梅鐸或雷史東的代言人，他在《今日美國》雜誌說：「大量選擇意味更多節目更多選擇，也給公民更多控制權，除了增加數百電視頻道外力美國還有無止的資訊提供管道。」
但消費者聯盟的穆瑞指出：「有線電視可有五百個頻道，但供由五家公司控制了這個市場，其市場占有率跟1970年代三大電視網一樣。」

左右攜手

2003年時，對鮑威爾的聲浪累積到三百萬民眾，此時美國攻伊拉克時反戰運動風起雲湧，但反戰人士卻得花更多時間與主流電視新聞報導對抗，新聞台處理布希開戰時豪無批判性形同政府宣傳工具。國家廣播公司的頻道MSNBC二月時把唐納修節目停播，原因是其節目來賓反戰反布希，質疑政府開戰。
此外，清靜頻道電台舉辦支持戰爭的集會，並開除一個曾 最佳廣播獎的主持人，只因為她反戰。在此同時，清靜電台和梅鐸新聞集體正在尋求購併更多媒體，梅鐸宣布要買下「直播電視」公司，這公司是美國衛星電視傳輸的龍頭。
在此同時，保守勢力也反對媒體所有權管制鬆綁。專欄作家薩弗爾在《紐約時報》寫了八篇文章反對鮑威爾，他說：「各種權力的集中化，無論是政治的、企業的、媒體的、或文化的，對保守主義者來說都是一種詛咒。權力必須透過地區性的分散，才能鼓勵個別民眾的參與，這也是聯邦主義的精神，更是民主政治的表現」、「媒體領域裡的權力集中化，也會讓某一政治黨派在政治領域裡獨掌大權。」

史上最艱辛的勝利

12月時，CNN的「今夜和羅多布聊天」節目進行了一次非正式電視民意調查，詢問觀眾：「你認為大型媒體集團應被解組嗎？」五千名回答者中，96%回答：「是」。
此外，2003年選民最關注的議題中，媒體問題高居第二，這也是國會議員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會因為媒體政策上的立場而失去選票。

2003年這場轟動全國的戰鬥結果算是勝利了，但媒體系統本身還是停留在2003年6月1日的情況，大家都不想像現存媒體系統更惡化才團結起來，不過，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延續民氣。更重要的是要讓民眾相信：媒體做為一種政治力量，我們不是只有忍受它，我們也可以來決定它的形態。或許很多人會說，財團的巨大金錢攻勢可以輕意摧毀人民的組織和努力，但我們可以說，最困難的一仗已經打過了，而且獲得勝利，媒體改造再也不是無法想像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已經開始改變。

一點點心得

相較於美國2003年的這場社會力量與財團的戰爭，台灣的媒改力量也在凝聚之中，2005年，立法院通過NCC的過程中，凝聚了多少社會期待與民眾壓力。這些年來，罵媒體與笑記者成為這個社會的顯學，打開部落格，恥笑媒體成為大家必備的技能，但是，這場媒改運動中，我們是否有讓社會更好，情況有所改變嗎？
2005年年底，台灣社會各界熱烈討論電視新聞與政論節目的表現、爭論媒體所有權的外資比例問題，以及整體傳播環境與政策的改革。但是，台灣情況更糟的是這一場政治惡鬥，很多議題與主張，因為在藍綠分明的立場之中，我們喪失了很多對話的機會，也延宕了解決時機。

與美國相同的是，我們的政治力與公部門喪失了解決事情與討論事情的能力，但我卻覺得，一股取代代議士政治的社會民間力量正在縕釀之中，或許2005年年底只是開端，2006年希望更多的媒改團體與社會力量能夠改變我們、改變社會。

看新聞請加註警語

「吸菸有害健康」，印在菸盒上的這小小一行字，是人民與菸商對抗多久才印上去的？相較於醫界與人民對於菸酒有害人體的覺醒，我們是否有一天會驀然發現，21世紀台灣的新聞已根本有害身心健康？多屬虛矯誇大不實？那麼，我們是否也應在新聞之後加註：「本新聞有害精神衛生！」、或政論節目片尾不只加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並且加註：「以上言論已被置入一種思考模式」、或「今日言論置入一種病菌，如發病請儘快就醫」。

台灣的新聞出了什麼問題呢？政治新聞依老闆與幹部政治傾向，置入兩種國家認同，成為藍綠文宣；其他新聞則置入不同的商品，報紙的頭版可以賣，雜誌的首頁更可以賣，新聞幾已成為完全「消費者」的場域。美國傳播學者賀絲特(Susan Herbst)將歐美媒體作為民意表達空間的歷史，區分為十八世紀法國新興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的「菁英型」(elite)、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社會不同政黨與利益團體的「團體型」(group)、和廿世紀中期民調與收視率技術發展下的「閱聽人公民型」(audience)。時至今日廿一世紀台灣，劉昌德(2002)認為現在已變成「娛樂消費者」取代了「閱聽人公民」，這符合J.Harbermas的商業化導致公共領域的「再封建」(refeudalization)，公民在這個再封建的過程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消費者」身份認同，公共領域則退化為「大眾文化消費者」的場域。

如上圖這是十一月十一日聯合晚報的十一版「愛家畫題」版，全版以新聞討論木柵房價起動，但細看其中新聞，正是標準的新聞廣告化，逐一介紹春風碧璽、極美山莊、涵碧園等木柵新建案，文中還強調分別是休閒社區、萬坪保護區等，其中提到「涵碧園」的內文幾乎與下圖的涵碧園廣告文宣雷同。

上述只是平面報紙小小案例之一而已，根據張耀仁(2002)研究，三家無線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中的娛樂新聞已占三成以上，分別是34.9%、33.7%、31.4%，報導形式上以演藝人員的宣傳活動占73.8%，同時，三台晚間娛樂新聞的同質性高達69.8%。距離張耀仁的研究至今已三年，報章媒體到電視的公關、廣告、行銷操控一切的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McManus(1994、1995)所提出的市場導向新聞學概念(market-driven journalism)，媒體公司新聞部門不是向讀者或觀眾負責，而是向市場負責，尤其是向廣告主、消息來源或投資者三層面。在這樣市場導向運作之中，傳統的新聞定義「公器」即將退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項「外顯性商品」，過去有關新聞媒體所該擔負的規範性功能，如社會教育、監督環境等價值觀全面改變。這套市場導向新聞學的新教義具有三特點：一、閱聽人已被視為消費者(consumer)而不再是具理性溝通能力的公眾(public)；二、個人的選擇與消費決定，是媒體的終極制裁；三、商品拜物教(Fetishism)與市場無形之手的法則，成為新聞室內的強勢專業義理，並將之內化為新聞業的價值觀。亦即在市場導向的新聞概念下，閱聽人與新聞成了消費者與商品，而非公眾與公共財(俞旭、黃煜，1997:230)。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的民意論壇版的文章「正義？媚俗而已！」也提到這個觀點，文中指出，2100全民開講對高捷弊案沒完沒了的窮追猛打，與台灣龍捲風一演幾百集沒啥兩模，演到沒人看為止就是了；之前節目轉型討論公共政策也不是真的關心這些議題，原本互噴口水的節目內容收視率下掉了，只好換點新鮮的試試看。把TVBS拱成正義急先鋒或是老共的魔鬼代言人都太沈重了，他們只在乎能不能賣(王盈勛，2005)。在此同時，大韓民族賣給我們泡菜俊男、美國好來塢賣給我們西方價值、中國賣給我們長江啊黃河啊式的祖國情懷。台灣閱聽眾像是電影「火星總動員」裡的阿諾史瓦辛格，一個火星叛軍領袖也可能被殖入晶片誤以為自己是地球上的土木工人。

當政論節目、連續劇、新聞、報紙新聞版面等媒介與妓女一樣賣光光，讓建商、爆料政客、財團無止境的置入時，什麼都在賣的同時，現在已不是再討論媒介第四權、言論自由、無冕王或哈伯瑪斯什麼碗糕的時刻了，我們最該做的是盡速向全民展開媒介素養課程，建立全民對這個新媒介新商品時代的認知，讓囝仔大小認清現況與事實。

雖然我一向對於社會底層、人民草根的力量有信心，而且當2004年大選灌票、上流美與下流海現象、記者蹲下來SNG報淹水新聞之後，人民對媒體的覺醒已超乎我們的想像，但，如法國精神分析學者拉崗(Jacques Lacan)曾說，人們往往無法抗拒那種「在它之中又多於它」(in it and more than it)之下的誘惑力，因此人們往往被新聞、被廣告，被各種熟悉心理學的媒介所挑動，而不知不覺中被誘惑、被改變了。

抽菸加註警語之後，曾有民調發現24.47-33.31的人認為警語「根本無效」，而且有更多的人更時常看到鼓勵吸菸的廣告或畫面(李蘭，1993，臺灣地區成年人吸菸行為及其對菸害、香菸警語及廣告之認知)，先進國家已規定在菸盒上印上駭人的菸品致癌畫面。當全世界如此對待吸菸的癮君子時，那麼，我們是否更該以同樣的健康標準，來面對台灣這些不健康不衛生，而且讓閱聽人成癮的新聞呢？

一對純白的瓦西里椅

Randy在他四十四歲的這一年，很堅持他一定要買一對瓦西里椅，儘管我一直認為家裡的椅子太多，但在他的堅持下，家裡多了一對白色的導演椅。

這把椅子，是Marcel Lajos Breuer（1902-1981年）布魯爾在1925年他二十三歲的那一年設計的，這也是世界上第一把鋼管椅子，很巧，距離現在剛好八十年整，23歲時的布魯爾，想必當時並不知道這把椅子的影響至今。

布魯爾為了紀念他的老師瓦西里‧康定斯基，取名為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Wassily chair第一次應用新材料彎曲鋼管，後來因此家喻戶曉名垂青史。然而在他的設計生涯中，材料的新或舊並非設計主要力量，現代社會中的任何材料，只要恰當理解合理使用，都會表現出內在價值。


Breuer是在1902年5月21日出生在匈牙利，父親是一位醫生，從小喜愛繪畫及雕刻，18歲時獲得一筆獎學金去維也納藝術學院學習。然而，Breuer在維也納只待了5個星期，因為他發現自己的藝術才華更應投入實用藝術中去，卻發現自己對許多基本工具都不熟悉，認識到從頭學起的重要性，他最終來到德國進入剛剛成立的Bauhaus(包豪斯)設計學院。在包豪斯期間，他分別結識了格羅皮烏斯、密斯、柯布西耶等設計大師，在建築設計方面受其影響很大，但Breuer傢俱設計方面的天才卻令所有同仁敬佩。畢業後Breuer留校任教，並負責傢俱設計專業。

包豪斯的種種故事至今仍是設計界的傳奇故事，Breuer在Bauhaus school讀書4年是現代藝術運動早期最活躍的時期，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各種先鋒派藝術觀念，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表現主義「風格派」和「結構主義」。格羅皮烏蒼白民聘請的包豪斯教師中就有許多這些藝術流派的代表人物，如基礎課教授約翰尼斯•伊頓（Johannes Itten,1888-1967）是表現主義的一個主要代表人和，而著名畫家保羅•克利（Paul Klee,1879-1940）和瓦西裏•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更是影響極大的抽象派表現主義畫家。杜斯伯格的風格派及結構主義也時常進入校園，加上後來取代伊頓任教基礎課的莫霍利•那吉（Moholy Nagy,1985-1946）所代表的新結構主義思潮，都對Breuer有相當大的影響。

1920年在Bauhaus school求學時，對家具設計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具部學習與工作，早期的作品具有很強的德國表現主義，簡單的原始主義設計也很感興趣。他的作品有的好像非洲原始家具，有的則具有很強的表現特征，特別受到荷蘭風格派設計師里特維特（G‧Rietveld）的影響，家具具有明顯的立體主義雕塑特征。當時他設計的椅子大部分是木頭的，加上帆布坐墊和靠背，用標準化構件，簡單的幾何外型。下圖是Breuer於1922年所設計的一件木質扶手椅，已經具備未來創作的雛型。
當Bauhaus school遷到迪索以後，Breuer成為家具部的設計老師。校長格羅皮烏斯為諸位老師設計了新住宅，並請布勞耶為這批住宅設計傢俱，其中為康定斯基住宅所設計的瓦西裏椅就是這批傢俱中的一件。在這件作品中布勞耶引入了他在Bauhaus school所受到的全部影響：其方塊的形式來自立體派，交叉的平面構圖來自“風格派”，暴露在外的複雜的構架則來自結構主義，在此基礎上他再引入彎曲鋼管這種雖然最新發明去在其設計中充滿新意的材料。“瓦西裏椅”後來由世界許多廠家生產過，至今仍以各種變體形式製作著。這件作品對設計界的影響是劃時代的，它不僅影響著布勞耶以後的設計作品，而且影響著成百上千的其他設計師的作品。如另一位大師在柯布西耶1928年設計的馬斯庫蘭椅（Basulant）就受到瓦西裏椅的啟發。

這種世界首創的鋼管家具是從"阿德勒"牌自行車的車把上得到啟發，從而萌發了用鋼管制作家具的設想，1925年設計的第一把鋼管椅子--瓦西里椅子，造型輕巧優美，結構單純簡潔，具有很優良的性能，這種新的家具形式很快風行世界。瓦西里椅子曾被稱作20世紀椅子的象征，在現代家具設計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下圖是wassily椅的側面圖。

由于鋼管家具具有包豪斯最典型的特點，以至于被後人認為是包豪斯的同義詞。他用鋼管和皮革或者紡織品結合，還設計出大量功能良好，造型現代化的新家具，包括椅子、桌子、茶幾等，得到世界廣泛的歡迎。他也是第一個采用電鍍鎳來裝飾金屬的設計家。關于金屬家具，Breuer認為︰金屬家具是現代居室的一部分，它是無風格的，因為它除了用途和必要的結構外，並不期望表達任何特定的風格。……所有類型的家具都是有同樣的標準化的基本部分構成，這些部分隨時都可以分開或轉換。1926年，又出現了這樣創意的「俱樂部鋼管椅 」。

Breuer設計瓦西里椅成功以後，他始終繼續探索再開發彎曲鋼管用，1929年設計出第一件充分利用懸臂彈性原理的休閒椅。無論坐面還是扶手都有完全的彈性，這是對傢俱舒適的進一步考慮。同時，他體認識到材料給人觸覺的冷漠，因此他考慮採用其他手感理更好的材料接觸人體。如瓦西裏椅中用帆布或皮革，並再規畫用編藤和軟木，這樣人體就不會與冷漠的鋼管作用直接的接觸。1927年，他再設計了鋼管桌，有點冷，但線條感很強，如下圖：


這篇發表于1928年的文章，顯示了Bauhaus school有關家庭用品的設計思想，已經超出了它最初的以手工藝為基礎的出發點，1925年至1928年Breuer設計的家具由柏林的家具廠商大批投入生產，同時他還為柏林的費德爾家具廠設計標準化的家具，這種標準化的家具生產方式為現代大批量的工業化的家具制作奠定了基礎。

1928年，鋼管椅又出現新的模樣，但很奇怪，人們對於第一代椅子卻有特殊的感覺與喜好，而且坐過瓦西里椅之後，就很難忘懷那種感覺。雖然有點像導演椅，但感覺更加舒服。

1935年Breuer使用彎曲合板技術的作品，做成了Isokon 躺椅，這樣的椅子都具有Breuer的設計特性，就是屁股坐下去那一剎那的感覺很放鬆。

現在家裡躺著一對白色的瓦西里椅，很多朋友關心的問我：「這樣的大師椅子會不會很貴啊！」，其實，談起來很不好意思，文昌街有一些管道可以買到，因為我厭惡真皮那種從動物身上剝奪下來的感覺，我一向是選擇「合成皮」的，換言之也就是人造纖維的椅子，再加上一些著作權上的處理，所以…真的是不太貴啦！

80年代門蒂尼的重要作品之一，是將Breuer的Wassily椅改成具有裝飾、娛樂意味的後現代設計，而又如歐洲新藝術時期Mackintosh的梯椅(如下圖)，李特維德的紅藍椅，也都是椅子的再設計。這種將經典設計作品再設計的方法，曾見於許多不同時期，畫家馬內將古典名作，改畫成草地上的午餐，激起觀賞者的新認知。現代藝術之父杜象，對於蒙娜麗莎經典形象的嘲諷手法，但是孟菲斯集團應用此方法，在後現代的潮流下，顯得相當普遍，家具再設計行為在80年代也成為一種潮流。

Breuer於1933年1937年因為德國納粹等因素隨學校赴美國發展之後，Breuer開發了哈佛的建築學。並設計模件鋼框架和水泥Harnischmacher 房子(威斯巴登1932) 。他設計自己在林肯, 馬薩諸塞(1939)的家,1946 年Breuer設計了科教文組織總部在巴黎(1958) 。其它包括De Bijenkorf 百貨商店(鹿特丹1961); IBM 研究中心(La Garde, 法國1962)、惠特尼博物館美國藝術(紐約1966)、聖約翰的修道院Church, Collegeville明尼蘇達(1967) 。

家裡放了這兩把白椅子後，我時常望著椅子猜想布魯爾當年設計了舉世無雙的鋼管椅，以及站在包豪斯傳奇之中，做為當代設計奇才的想法。坐在瓦西里椅子上遠眺景美溪，有時會想起布魯爾23歲時的意氣風發。

與常識斷裂

閱讀這篇「田野洗禮，學術的勞動」之後，讓我想起「見樹又見林」這本書所說的，社會學想要帶給我們不是一套特殊的事實或理論，而是一種威力無窮的方式，讓我們能夠觀察世界、思考世界、思考我們和世界的關係。而這篇文章，告訴我一位實際參與運動的社會學研究者，是用什麼態度、方法、過程去理解世界，進一步改變我們的社會。

田野研究、質化研究、媒介的政治經濟學是我最近上課時覺得愈來愈迷人的東西。謝國雄文中提到，田野研究的材料足以回答機制與過程的問題，而且可以帶來「不可承受之重」，逼使他的研究去面對社會的意義、而且找出個人位置的意義，這樣的想法讓他很用「力」與用心的想做出獨特的意義。

此外，謝國雄提到社會學家「介入」運動團體而擔任促成者，中間研究者仍要保持的「學術本來面目」，但是扮演理論家角色，並透過重新概念化以有助於未來的運動。這點令人感佩，就像傳播學者現在必須透過學術影響力，努力來改變傳播環境一樣，介入的過程也是一項學術志業的實踐。

謝國雄文中提到「立基式理論」(因為近日沒空好好研究，還沒有弄得很懂)，但他強調這是將質化分析系統化嘗試，且是強調理論的創新而非如量化研究者所做的理論之檢證。如果能讓「質化研究」更加系統化，那麼質化研究當然就完美的多了，但其中如何深化概念、限縮概念、概念細緻化、發展新概念？想起來有點難。例如：如何去評量「媒體對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認同的敵意」？如何去限縮一種主義、一種思想，讓質化研究有系統性的評估？恐怕還得多找點資料才能懂。

文中提到建構對象時要與常識斷裂，不視既存的社會關係為當然，與現象斷裂同時「對現象與使現象如此呈現的機制一併考察，在整體觀的操作下，重新建構研究對象」，以及Bourdieu、 Foucault與 Marx所說的去穿透現象，嚴謹地建構研究對象。這正是我們看事件與問題時所需要學習的，例如，分析政論節目藍綠分明的現象時，十月十三日2100全民開講與三立大話新聞的收視率竟然分別都創新高，李濤節目八名來賓呈現六傾藍二傾綠，鄭弘儀節目呈現一傾藍一本土三傾綠，結果分別創下尼爾森收視率1.68與1.17收視點。除了觀照其中的鏡頭呈現、主持人風格、頻道、主題之外，與其中的媒體對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認同的情況是否有關？當來賓愈純藍／愈純綠，而選舉愈近時，是否愈可以得到ac尼爾森收視率操作的高點呢？但我這樣的想法是否太過常識，我如何找出政論節目的斷裂面，呈現出整個社會及政經脈絡的全貌呢？而且讓質化研究呈現系統化，恐怕我還要再想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