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聞請加註警語

「吸菸有害健康」，印在菸盒上的這小小一行字，是人民與菸商對抗多久才印上去的？相較於醫界與人民對於菸酒有害人體的覺醒，我們是否有一天會驀然發現，21世紀台灣的新聞已根本有害身心健康？多屬虛矯誇大不實？那麼，我們是否也應在新聞之後加註：「本新聞有害精神衛生！」、或政論節目片尾不只加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並且加註：「以上言論已被置入一種思考模式」、或「今日言論置入一種病菌，如發病請儘快就醫」。

台灣的新聞出了什麼問題呢？政治新聞依老闆與幹部政治傾向，置入兩種國家認同，成為藍綠文宣；其他新聞則置入不同的商品，報紙的頭版可以賣，雜誌的首頁更可以賣，新聞幾已成為完全「消費者」的場域。美國傳播學者賀絲特(Susan Herbst)將歐美媒體作為民意表達空間的歷史，區分為十八世紀法國新興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的「菁英型」(elite)、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社會不同政黨與利益團體的「團體型」(group)、和廿世紀中期民調與收視率技術發展下的「閱聽人公民型」(audience)。時至今日廿一世紀台灣，劉昌德(2002)認為現在已變成「娛樂消費者」取代了「閱聽人公民」，這符合J.Harbermas的商業化導致公共領域的「再封建」(refeudalization)，公民在這個再封建的過程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消費者」身份認同，公共領域則退化為「大眾文化消費者」的場域。

如上圖這是十一月十一日聯合晚報的十一版「愛家畫題」版，全版以新聞討論木柵房價起動，但細看其中新聞，正是標準的新聞廣告化，逐一介紹春風碧璽、極美山莊、涵碧園等木柵新建案，文中還強調分別是休閒社區、萬坪保護區等，其中提到「涵碧園」的內文幾乎與下圖的涵碧園廣告文宣雷同。

上述只是平面報紙小小案例之一而已，根據張耀仁(2002)研究，三家無線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中的娛樂新聞已占三成以上，分別是34.9%、33.7%、31.4%，報導形式上以演藝人員的宣傳活動占73.8%，同時，三台晚間娛樂新聞的同質性高達69.8%。距離張耀仁的研究至今已三年，報章媒體到電視的公關、廣告、行銷操控一切的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McManus(1994、1995)所提出的市場導向新聞學概念(market-driven journalism)，媒體公司新聞部門不是向讀者或觀眾負責，而是向市場負責，尤其是向廣告主、消息來源或投資者三層面。在這樣市場導向運作之中，傳統的新聞定義「公器」即將退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項「外顯性商品」，過去有關新聞媒體所該擔負的規範性功能，如社會教育、監督環境等價值觀全面改變。這套市場導向新聞學的新教義具有三特點：一、閱聽人已被視為消費者(consumer)而不再是具理性溝通能力的公眾(public)；二、個人的選擇與消費決定，是媒體的終極制裁；三、商品拜物教(Fetishism)與市場無形之手的法則，成為新聞室內的強勢專業義理，並將之內化為新聞業的價值觀。亦即在市場導向的新聞概念下，閱聽人與新聞成了消費者與商品，而非公眾與公共財(俞旭、黃煜，1997:230)。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的民意論壇版的文章「正義？媚俗而已！」也提到這個觀點，文中指出，2100全民開講對高捷弊案沒完沒了的窮追猛打，與台灣龍捲風一演幾百集沒啥兩模，演到沒人看為止就是了；之前節目轉型討論公共政策也不是真的關心這些議題，原本互噴口水的節目內容收視率下掉了，只好換點新鮮的試試看。把TVBS拱成正義急先鋒或是老共的魔鬼代言人都太沈重了，他們只在乎能不能賣(王盈勛，2005)。在此同時，大韓民族賣給我們泡菜俊男、美國好來塢賣給我們西方價值、中國賣給我們長江啊黃河啊式的祖國情懷。台灣閱聽眾像是電影「火星總動員」裡的阿諾史瓦辛格，一個火星叛軍領袖也可能被殖入晶片誤以為自己是地球上的土木工人。

當政論節目、連續劇、新聞、報紙新聞版面等媒介與妓女一樣賣光光，讓建商、爆料政客、財團無止境的置入時，什麼都在賣的同時，現在已不是再討論媒介第四權、言論自由、無冕王或哈伯瑪斯什麼碗糕的時刻了，我們最該做的是盡速向全民展開媒介素養課程，建立全民對這個新媒介新商品時代的認知，讓囝仔大小認清現況與事實。

雖然我一向對於社會底層、人民草根的力量有信心，而且當2004年大選灌票、上流美與下流海現象、記者蹲下來SNG報淹水新聞之後，人民對媒體的覺醒已超乎我們的想像，但，如法國精神分析學者拉崗(Jacques Lacan)曾說，人們往往無法抗拒那種「在它之中又多於它」(in it and more than it)之下的誘惑力，因此人們往往被新聞、被廣告，被各種熟悉心理學的媒介所挑動，而不知不覺中被誘惑、被改變了。

抽菸加註警語之後，曾有民調發現24.47-33.31的人認為警語「根本無效」，而且有更多的人更時常看到鼓勵吸菸的廣告或畫面(李蘭，1993，臺灣地區成年人吸菸行為及其對菸害、香菸警語及廣告之認知)，先進國家已規定在菸盒上印上駭人的菸品致癌畫面。當全世界如此對待吸菸的癮君子時，那麼，我們是否更該以同樣的健康標準，來面對台灣這些不健康不衛生，而且讓閱聽人成癮的新聞呢？

與改變共舞

聖雄甘地曾說：「想要改變這個世界，就先把自己當作對象，從改變自己開始吧！」本書中提示，改變有其難度，因為迷思MYTHOLOGY很難被揚棄，而且「改變」的迷思亦同，愈是瞬間發生的改變愈難理解本質

書中提出超脫因循改變自己的方法，也就是根據實際需要（situated actor），持續地框定. （framing）問題、採取行動與反思（reflection）學習；此一問題解決系統的特徵，強調框定問題的重要，更甚於問題解決重新框架(reframing)。

重新框架是一種藝術，重新框定是只從另一觀點或不同角度檢視個人所處情境。重新框架不是更改已發生的事，而是以所發生的事為素材，從另一角度、觀點，重新解釋、重新發現意義。當一個人能重新框架個人觀點，改變就自然發生，此改變不僅在對相同事物有不同想法，更能因而產生新的行動。

此外，改變的發生可以是第一序的改變(系統內的改變)，也可以是第二序的改變(系統本身產生改變)。也可以採用比喻(parable)或隱喻(metaphor)的方式，協助當事人重新框架自我的處境。

模控學CYBERNETICS對轉化的概念也是有趣的觀點：轉化是被設定的，而不「真」的是什麼，是基於所需要的改變設定的一組指令。發現有計畫的介入人的問題時，不是問「為什麼」而是問「是什麼」。要分辨一個系統(個人、家庭 、社會等)優劣，重要的是：系統能否自行改變，或已卡在無法自行停止的遊戲中。

試以近日的澎恰恰的情色光碟事件為例，來看澎恰恰及其友人所採取的危機處理。第一序改變：交付贖款贖回光碟，但一再被各方不同的中間人黑吃黑，向地下錢莊借錢、或跳槽民視賺更多錢。第二序：直接出來開記者會，講出一個憂鬱症及吃fm2的故事，跳出付錢的循環。重新框定：我只是花心，不是色魔。跳出真實的故事，重新定義自己。再框定：張菲與陳美鳳與白冰冰打氣，讓黑道遠離演藝圈。這些動作都與實際事實無關。

一.如果我們是新聞局長，面對當前NCC的困境，如何循書中方式找出途徑，改變變局？
二.查覺瞬間的改變才是難度之所在，時常得反思以跳出現況俯視全局。但回首人生道路，每一個決定似乎都埋下了未來轉變的伏筆，但當我們反思發現情況改變，往往都是變局已成為困境時，如何才能預見未來的轉變，做出正確判斷？

在兩個脈胳間遊走

「論學術藝師精神」一文提到「發現的脈絡」（the context of discovery）與「呈現的脈絡」（the context of presentation），兩組概念，前者是還在思考自己想法的脈絡，後者則是呈現給其他人的脈絡，他建議寫作時應採「呈現的脈絡」，在呈現的脈絡裡面，因為必須去兼顧他者的想法，有回饋與反思，或可得到新觀念，成為又成為新的發現脈絡。

C Wright Mills還強調：「必須在兩個脈絡間遊走出入，而當你遊走出入時，最好要知道你下一步的方向。」，同樣的，Robert K. Merton在「Notes on Problen-Finding in Sociology」也強調發現問題比回答問題找出答案困難。大部分重要的社會學研究問題不是來自內部變化，是來自於社會、生活、歷史事件重大變化。

在「馬克思的方法與方法論」一書中，黃瑞祺也曾提及：「科學哲學長久以來就有所謂「發現的脈絡」（context of discovery）與「證實或表述的脈絡」（context of validation or presentation）之分，前者探究發現一個新結果，後者將研究結果證實或表述出來。但至於人類是如何發現，如何想像？有一派主張「科學發現和天份、靈感，甚或是潛意識有關，屬於偶然性的領域，沒有邏輯或模式可言。」另一派則認為「科學發現也有邏輯或模式可循」。

有趣的是，在Allan W. Wicker 所撰的「Getting out of our Conceptual Ruts」一文提到幾個激發創意的方法，如想像極端、改變規模等、交叉分類、比較製表…，正巧又與Mills所說的激發想像力的七種方法異曲同工。最近在製作政論節目的過程中，深深感嘆最難處的確是找尋問題意識的過程，找出當天節目的主問題，之後在過程之中「再發現」（re-discovery），反而可以釐清紛擾，找出答案。

問題一：Robert批判當代研究方法，他認為套用前人結論放在自己的論文裡，透過電腦統計跑數字印證假設，這樣的研究方式是不能真正回答問題。依Robert的說法，上學期的一些媒介研究量化作業是否都失去意義？

問題二：人類的想像力是否也有邏輯或模式可循？文中所說要突破窠臼，思考不同設計與作法，有沒有規則或模式可依循？
問題三：文末強調要避免方法與技巧的崇拜，使真誠的學術藝師重生，努力成為這種藝師。我認為藝師也是指社會學研究者的熱忱，這樣的熱忱是否需從關心社會與人群開始？如何召喚出靈魂深處這樣的熱忱？

我恐懼故我在

大年夜，當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從國外趕回台灣吃年夜飯這一剎那，電鍋裡卻只有饅頭與包子，曾志朗把包子留給老婆大人洪蘭，拿著饅頭到院子邊看公文邊吃。大年夜的這一刻，洪蘭正忙著翻譯的是麥克‧克萊頓所寫的的高科技緊張刺激小說《恐懼之邦》（State of Fear）。

花了三年的時間閱讀資料，麥克‧克萊頓用作學術論文的態度來寫小說，這本書雖是虛構小說，但註釋的內容卻是來自真的論文。相較於台灣學者常用寫小說的態度寫論文、台灣記者用寫小說的態度寫新聞，虛虛實實之間，我真分不出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恐懼之邦」挑戰全球暖化的「溫室效應」論述，挑戰我心中自以為是的環保熱情。地球到底有沒有暖化的迫切危機？第295頁援引1998年10月美國國家學院彙編，其中韓森博士在1988年夏天宣布全球暖化，並預測往後十年內溫度會上升攝氏0.35，但事實上只上升了0.11度，韓森的預言失準。難道，全球暖化、溫室效應只是環保人士的一場大騙局？真的嗎？

「當然不是！」曾志朗提醒我，這終究只是小說，但「恐懼之邦」的論述卻仍時時刻刻提醒我，面對任何集體意識時要有更多的清醒與自省。

第536頁說，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要控制人民行為，使他們安分守己溫馴聽話，一個主權如果要人民開車靠右、乖乖繳稅，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人民「恐懼」。

所以，西方國家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讓人民活在恐懼中，恐懼核子戰爭、共產主義、鐵幕、邪惡帝國。而，共產主義國家也是在做同樣的事。但，突然之間，1989年秋天冷戰結束之後，柏林圍牆倒下創造了「恐懼的真空」，這個真空則是由繼之而來的「環境危機」所填補。

1960年代艾森豪總統警告美國人要小心國家被一個軍隊、工業複合體所統治。但事實上，過去十餘年來，人類是否早己被新的複合體所控制，它比以前那個工業複合體更強更有滲透力，也就是「政治-法律-媒體」的複合體，這個複合體致力於引導人民的恐懼，藉口要提升大家的安全，但這只是為了恐懼統治。

相較於「恐懼之邦」，台灣的政治、法律與媒體的力量遠較小說中大得多，我們正如書中所述，這個複合體互相為用專門來恐嚇人民。媒體自比烏鴉不報喜，但我正也是增加人民恐懼的共犯結構！

七月份「科學人」月刊正巧「肥胖」為主題，質疑減肥健身業者結合科學家誇大肥胖的害處，讓人類花太多時間處理肥胖問題，卻可能根本無益於健康，台灣人何只落入恐懼「肥胖」之中！市面女性成衣幾乎是「少女尺寸」，逼使成年女性買不到衣服，我們恐懼肥胖、恐懼變老、恐懼資訊落後、恐懼基因食品與物價高漲、恐懼水果銷中、恐懼馬英九、恐懼老共，也恐懼自己不知道最新的流行歌曲、最新的餐廳，恐懼處於「恐懼之島」此刻窗外的寂寥。

我恐懼故我在！第227頁說，美國人曾長期討論「非洲殺人蜂」將為害美國，但，當殺人蜂蔓延美國之後，其實也沒發生什麼問題；二千年各國預言千禧蟲是大災難，但最後也不了了之。

當人類面對未知時，預言或警告多是危言聳聽！去年才在學校學到「風險傳播學」，但這風險的評估與判斷是否與我心中的恐懼成正比。三百年前英國蒙田說的：「沒有什麼東西，能比『無知』帶來更大的信心」，如果對事情的了解愈少，信心愈堅定。那麼，是否不知道比知道還要來的好呢？

DDT是否該禁用？第573頁中麥克．克萊頓認為DDT是殺死蚊子最好的東西，禁用之後每年有兩百萬人死於瘧疾，多數是兒童，這些死亡本來是不必發生的，禁用DDT共造成五千萬人枉死，死亡人數超越希特勒，但環保運動卻一直在推動這個。如果環保只是一個恐懼者的預言，什麼才是我們該恐懼的？

閱讀這本書的同時，八大工業國高峰會正巧於2005年7月6日在蘇格蘭談到氣候變遷與地球化化問題，相對於恐懼之邦這本書，「法新社」來自蘇格蘭的報導真像是一篇小說，這篇法新社這麼說：「科學家擔心人為全球暖化，人類將數十億年來埋藏在地底下、含碳量豐富的礦石提煉出來並燃燒使用，每年排放出數十億公噸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這種溫室氣體將太陽的熱能包覆在大氣層中，讓熱量無法散逸至外太空。」

此刻，聯合國氣候暖化專責機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ＩＰＣＣ）認為，人為造成暖化的證據已相當明顯。今年十一月各國將在加拿大蒙特婁開會，討論2012年議定書期限屆滿後的後續發展。此刻，我一手是法新社報導，一手是環保小說，我真要陷入混亂，什麼才是對的？

沒有真理，只有懷疑。大年夜裡，伏案翻譯吃包子的洪蘭說，他與坐在院子啃饅頭批公文的曾志朗婚後三十五年，兩人的關係已如印地安人與大自然般和平共存，誰是那個印地安人而誰是大自然呢？

閱讀這本「恐懼之邦」，我在麥克‧克萊頓的文字中檢視自己的恐懼與不安。

從滿池的福馬林中，撈出胸膛開花的政治犯

那是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時代，是情治單位搶功的年代，那也是個荒謬的年代。閱讀唐山出版社的「回憶，見證白色恐怖」。政治犯陳英泰從小監獄到社會大監獄，在十二年又半個月住遍全台最恐怖的監獄後，道盡了戒嚴時代的不幸與委屈。

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台灣歷史上最陰暗的一面，國民黨官僚體系與蔣家父子藉此鞏固政權，建立起一黨獨裁的威權統治。書中提到當時各個監獄的面貌，從新店軍人監獄的屠殺、到東本願寺(保安處)挑指甲灌水逼供酷刑、以及保密局、軍法處看守所、內湖新生總隊、綠島歲月…這些昔日恐怖的監獄或刑場，看來以東本願寺最恐怖。其中，最恐怖的刑場馬場町在新店到永和交界處，今日的獅子林也是過去的軍監。喪盡天良的特務還安排「陪葬」戲碼懲處政治犯，就是把政治犯與死囚一起送上刑場，同時開槍，死刑犯胸膛開花時，政治犯被以空包彈凌虐。

這些政治犯被處死後，有的家人無處尋屍，一輩子牽掛，終生心靈折磨。在馬場町被處決的政治犯遺體集中泡在殯儀館一個滿是福馬林的水池裡，家屬到時撈起來，只見到胸膛開花的彈痕令人不捨。更多家人不敢來領政治犯遺體，也有人坐在家中，卻始終沒有等到特務通知見到福馬林中摰愛的最後一面。無人領回的政治犯遺體會被捐給醫學院做大體解剖。難以想像，這些台藉菁英冤屈的靈魂躺在冰冷解剖檯上，面對同為台籍菁英的醫學生時，冷冷的空氣中是否曾發出歷史的歎息。

書中提到，很多政治犯太太失身於特務被迫離婚，有的人被特務敲詐，這些特務當年享盡榮華富貴，多數人到現在仍認為他們是對的，而且因此享有富庶的生活，政治犯則躲藏一生，到現在忍受在社會中下階層的歧視。1953年2月時，綠島新生訓導處甚至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獄方要求政治犯在身上刺青「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很多人因反抗刺青而遭重審槍決。而陳英泰入獄半年之後終於見到了母親，他說：「您有六個孩子，就當沒我這個小孩！」他的母親流淚的說，她的六個小孩每個都非常重要。陳英泰的故事，是一個台大學生的故事。

這是怎麼樣的歷史悲劇呢？什麼樣的統治政權會向政治犯提出這種要求？走過這麼多年，歷史並沒有真的水落石出，很多六七字頭世代甚至還以「蔣家」為崇拜對象，崇拜而接受獨裁者的洗腦，這麼多用生命血淚寫下的故事裡，歷史能找到真正的平反嗎？公義在那裡呢？

最近，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甚至當年帶動要求全民反共防諜的政戰的許歷農還公開說他早就覺得實行社會主義比較好了，在這樣國共領導人杯酒交歡之際，對於五十年前因為國共對峙，國民黨反共而被以匪諜名稱逮捕的政治犯，這個社會應如何對政治犯交待？政治犯在國共再次交歡中再度受到傷害，這些以仇恨面對人民的國民黨當年的當權派是否欠人民一個道歉呢？

白色恐怖時代，許多被捕的菁英份子面臨死亡時無所懼，明天處送死今天仍然保持求知的態度要努力看書，高尚的道德水準更顯示在死前最後一剎那，有人高呼台灣人加油、社會主義萬歲（試問蔣家有何道理因個人成敗而要台灣人仇視社會主義？）死前一剎那，仍有人堅持不肯下跪。當時被捕的名醫很多，在綠島醫務室任軍醫「幫手」的受刑人有當時台大的眼科主任等各科名醫，在綠島的醫師規格甚至可以組成一個台大教學醫院的規模。那個恐怖時代知識份子所展現的良知與道德，相較於現在的台灣社會浮誇短視，今之台灣與那個沒有被國民黨統治的台灣，似乎已失去了很多好的精神與風氣。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大屠殺是統治者的統治術，把菁英消滅殆盡保住蔣家的權力與榮華富貴，陳英泰認為，雖然多數政治犯不必處死，但以蔣家父子的想法來說，為殺一人寧可錯殺一百，反正人民的記憶力有限度，經一段時間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何況白色恐怖大屠殺已是數十年前的事，多數人根本不知道這一段歷史。

二二八檔案中，蔣介石的幕僚甚至在毫無道理之下，層層加重政治犯的罪，只為了討長官歡欣。老蔣還親手在這類公文上蓋「如擬」或「蔣介石」章，並依個人心情把政治犯刑期從五年、十年、死刑隨意增加。

這一本書，讓我重新認識那一個「床鋪通刑場」的年代。歷史與政治、法律與道德的終極責任該由國民黨總裁兼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來承擔，我們應要求把這段歷史及蔣介石的過錯寫在蔣介石廟，讓更多的子弟認識過去，我們才能以更澄明的心面對未來。

政治犯陳英泰自陳，即便出獄之後也是由小牢獄改坐大牢獄，一直到蔣介石辭世，威權時代過去，才解除威脅，但政治犯仍難在社會生存下去，即便如陳先生學歷好，而且做事認真，仍難獲老板重用。

根據美國商業周刊統計，中長期滿留中國境內做生意的台灣人可能逾百萬，這個階層的人口結構絕大多數是受有系統仇日教育的青壯年世代。我的朋友中很多人提到蔣介石還要呼之為「先總統蔣公」，捷運站行過中正紀念堂站時，軌道旁邊還貼上花崗岩以示不同於其他站。這種怪異的歷史認知充斥於社會青壯的這一階層，洗腦教育不知不覺之中，在我們的社會中創造出很多價值觀的混亂。

曾建元教授認為，台灣人民現在常以「後殖民」的姿態來評價白色恐怖史，他說這就像是心理學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遺憾的是，我們及下一代的腦中，這些被殖入的、歪曲的歷史認知，就像是不知不覺中長歪的骨架，長期讓我們的認知與價值觀為之混淆。面對當代許多無史觀的年輕人，以及早就被洗腦的台灣人，我們根本沒學過符合事實的史觀。

相較於過去的白色恐怖的禁忌時代，最近愈來愈多缺乏自信刻意貶抑台灣的言論，例如陳文茜在28日的中國時報上大談上海多棒，把台灣極盡貶低，中國一方面擴充武力，另一方面砸大把鈔票介入台灣的出版、媒體、雜誌、電視，透過意見領袖展開系統性洗腦，這是一個新的媒介恐怖時代，揮別了白色恐怖時代槍殺菁英，不准人民說話式的洗腦，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更嚴峻的、另一個極權政權的灑下金錢鋪天蓋地而來的媒介恐怖洗腦。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的：「和專制主義的對抗，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北京政府視六四為洪水猛獸﹐向中國年輕一代推行「遺忘政策」抹去歷史痕跡，並進一步透過陳文茜等人向台灣人展開新的媒介恐怖洗腦。而台灣年輕人呢，我們早已罹患「失憶症」，我們的教科書裡從來沒教過真正的史實，老蔣與小蔣時代這些血淚的政治犯、台籍領袖的故事早已飄逝於風中，像六張犁的無主孤墳被遺忘於歷史的浪花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