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臺灣.環保.弱勢.文化.改變ing

2005-12-17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記者的勞工覺醒
分類:媒體觀察


幾經掙扎,我曾決定過一批裁員名單;就在公司又要再第二次裁員前,我決定自己先請辭,上級曾好意詢問要不要多撐幾個月參與資遣再走,但想到做為勞方卻得站到資方位置做決策,我想,實在太難熬了。

現在的記者錢少事多壓力大工時長,被稱為蛋白質職業(笨蛋白痴神經質),在媒體大亨剝削的過程,媒體幹部、主管是記者勞工被剝削的關鍵。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指出,少數壓迫階級在支配與控制多數時,它必須將這些大多數人再做區分,以便繼續保持權力。因此,壓迫者一開始會透過各種方法中止那些可能會喚起受壓迫者團結需求的行動(方永泉譯,2003:188)。這也是很多資方在勞方要成立自主工會之前,先成立一個親資方工會的原因,甚至由資方負責出工會的錢,以避免喚起受壓迫者的團結意識。

近來社會上出現媒體老闆、資方與社會大眾權益不符的事件中,但媒體記者卻常常不知不覺中跟資方站在一起,甚至主動站在前方第一線去捍衛資方的權益。如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提,當受壓迫者幾乎完全沈陷於現實中時,並不需要操控。受壓迫者在某一個體驗的特定時刻中,採行了一種「支持壓迫者」的態度,在這種情境下,他們未能充分清楚地「思考」何為壓迫者,並且也未將壓迫者「客觀化」--亦即發現到壓迫者其實並存在於他們本身之中,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受壓迫者不知道他們是被踐踏的,但他們對自己受壓迫的知覺,卻因為他們沈陷於現實中而受到減損。在這個層次上,他們即使知道與壓迫者處於敵對立場,但不表示他們必然會去從事於一種可以克服這種予盾的鬥爭(方永泉譯,2003:076) 。

為什麼記者做為一個勞動者而難以覺醒?又為什麼記者即便是覺醒時,也難以產生改變職場環境的力量?原因不只在於覺醒,更大的理由是在於「媒體幹部」。

不知道何時開始,記者圈很流行稱呼媒體主管為「長官」,軍方、警界這種習慣服從上級的單位慣以階級、職稱稱呼上級,可以理解。但「記者」該是強調自由主義、批判獨立思考的工作,為何也稱呼上級為「長官」呢?這樣的稱呼彷彿是敬禮高喊「Yes Sir」一般,是否記者愈來愈像一句口號一句動作的工作?或者採訪工作的指派也已經變成純粹上級對下級的互動?

或者,如同《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意涵,「長官」與記者之間已是「小壓迫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互動呢?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受壓迫者抗爭初期幾乎總是傾向於使自己成為另一個「小壓迫者」(sub-oppressors),而不是追求真正解放。他們的思想結構受到環境的制約,雖然他們的理想是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但對他們來說,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所代表的常只是成為「壓迫者」。套用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話,也就是說,媒體幹部很容易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之中不去追求解放,反而去認同壓迫者的行為。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理論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電視台媒體大亨、報閥接班人身邊總有許多媒體人出身的「忠貞」幹部,他們的角色不再是媒體人而被視為「家臣」。但這些媒體幹部過去都是記者菁英中的菁英,也都滿懷理想抱負,最後卻變成了壓迫者的幫手,以提升收視率、閱報率、增加收入為目標,以剝削記者、增加工時、降低薪資為不得已的手段,在市場導向新聞學中,成為媒體大亨的得力助手,雖然如此,但其實他們也都是受壓迫階級的一員。

Blackburn & Prandy(1977)認為,階級意識的發展與階級處境有關,階級處境又受到市場關係結構與工作場所內的權威關係結構影響,白領勞工勞動階級意識出不來,是其工作職位與處境,讓它無法發展如同藍領階層般鮮明的勞動者意識,至於是否加入或籌組勞工組織,會有利益與內在價值的衝突與矛盾(Wright,1982)。Bain(1979)並指出,並不是受雇於社會階層結構位置上低的職業,工會組織的情況就比較高。

馮建三老師的《台灣媒體工作者階級意識之初探》探討傳媒工作者的勞工意識與勞資關係,問題是在「何以書生總缺硬骨頭?」或「社外如龍、社內如蟲」的採訪工作性質嗎?或許關鍵還是在於被壓迫階級能否覺醒而產生團結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覺醒過程中,受壓迫者中的菁英記者(媒體主管)將成為帶領受壓迫者爭取更多專業的運動領袖,協助記者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存活下來,找到專業記者趨吉避兇的採訪之道,亦或是受到制約在收視率或閱報率、廣告壓力下成為協助媒體大亨的壓迫者。

《台灣媒體工會意識與集體行動之初探》一文中,林富美提到了,台灣的黨國威權體制統治過程中,常運用「統合主義」,其互動關係是:黨國部門先進行「國家化」的步驟,對民間社會完成征服與臣屬的工作,包括將地方原有政治菁英派系化,社經部門組織化及地域化、利益彙集壟斷,再藉著統合主義與侍從主義的機制達到控制民間社會的目的(林富美,2002)。

在上述「統合主義」下成長至今,我們被征服、被臣屬的職業何止記者,其中有更多階級、族群都是被麻醉至今。有趣的是,《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也提到「文化統合」,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說,那被文化侵略的人,無論他們的層級如何,很少超過侵略者所規定他們的模式,在文化統合中,沒有侵略者的存在,因此,也沒有強加的模式存在(方永泉,2003:233)。

最後,面對日益艱困的媒體勞動者來說,我們該怎麼辦呢?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呼籲被壓迫者的結論是:如同壓迫者為了遂行壓迫因而要一種壓迫行動理論一樣,受壓迫者為了要變得自由時,也需要一個行動理論(方永泉,2003:236)。當記者還是被壓榨壓迫,而且早已將壓迫者的形象內化的時候,我們不可能自己建構解放行動理論,唯有當壓迫加大到不可忍受時,逼使記者不能再忍耐下去,在歷史的進程中記者與記者領袖邂逅後,共同覺醒共同實踐下,才可能建造出屬於記者自覺的工會理論與架構,進一步去改善記者的工件環境。

註: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跟哲古華拉同樣是舉足輕重的改革者,大力推動40年代巴西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透過教育解放受壓迫者的被壓迫意識,因而被當時的巴西軍事政權驅逐出境。《受壓迫者教育學》是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將教育的重心從壓迫者轉至受壓迫者身上,他認為民眾的識讀能力,與批判意識的形成有密切關係,教學行動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行動。

在完成《受壓迫者的教育學》的二十五年後Freire又寫了《希望教育學》。前書是1968年Freire流亡智利期間時所著。在1960至1970年間拉丁美洲經歷政治及經濟的強大變化,而Freire本人在巴西所推動的教育計畫則埋下他後來受軍政府流放的命運。《希望教育學》是1992年完成初版(英文版是在1994),二十五年之間Freire歷經人生的各種重大經驗。

Freire自認《希望教育學》是一項揭示的冒險之旅(adventure in unveiling)。在《壓迫者的教育學》中,Freier是在一種”intensely troubled moment in history 的情況中寫成,但是在《希望教育學》中,它則是充滿了誠實、自我反省、再次強調對話及反威權的主張。Freire對《希望教育學》的定位是:”A better restatement of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和”以希望來做一些新的詮釋”(to do some ‘new’ saying …..by hope 。


延伸閱讀,余晏的《鏡中媒介》系列文字:
**請把第四權還給人民
**《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的負面架構》讀書心得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記者勞工意識的覺醒
**小心強勢媒體集體把你汙名化!誰敢得罪媒體大集團
**公共廁所老是髒又臭,公共媒介會比較好嗎?
**擬像的虛擬新聞,建構出超真實的我們的台灣
**主控意識與對抗意識之間,在極化社會談多文化主義
**本電視台有害身心健康!看新聞請加註警語
**只看老闆荷包那管你真相為何,台灣的市場導向新聞學
**美女與悍婦!你敢說女人口舌可怕!
**這是我們的社會…當上流美征服了收視率與電視人
**揮別記者生涯,轉行參選希望有一天能改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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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6

誰敢得罪媒體集團



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今天公開要求電視台要播放他的新聞時,他要求將臉孔開小框,聲明全文在螢幕上轉動,否則就一個字都不要播,他說不播沒關係。一個公眾人物有沒有權力規定媒體的播放型式呢?如果大家都不同意受訪者的規定都依自己的意思來播,受訪者去法院興訟會不會贏呢?而這樣的一個新聞受訪者,在刻意公開得罪媒體集團之後,未來他的社會形象會否將被刻意汙名化呢?


依照1994年9月23日憲法釋字第364號解釋,憲法第十一條之表現自由,是否蘊含廣電自由,並保障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機會?解釋文指出,學理上所謂「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the right of access& nbsp;to the media),乃指一般民眾得依一定條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行使表達意見之權利而言,以促進媒體報導或評論之確實、公正。例如媒體之報導或評論有錯誤而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受害人即可要求媒體允許其更正或答辯。惟允許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就媒體本身言,係對其取材及編輯之限制。如無條件強制傳播媒體接受民眾表達其反對意見之要求,無異剝奪媒體之編輯自由,而造成傳播媒體在報導上瞻前顧後,畏縮妥協之結果,反足影響其確實、公正報導與評論之功能。是故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應在兼顧媒體編輯自由之原則下,予以尊重。如何設定上述「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條件,自亦應於法律內為明確之規定,期臻平等。

話雖如此,TVBS是被林義雄公開點名上次錯誤報導他談話新聞的媒體,但TVBSN在今天的林義雄新聞之後,立刻配上李敖接受記者訪問痛批林義雄是偽君子很可惡的人,新聞中的李敖沒有談事件、沒有佐證及任何理由,電視台顯然故意的,刻意要在關鍵時刻播出立委李敖利用言論免責權毫無緣由的批判林義雄!媒體集團就是這樣粗魯的利用公有頻道公報私仇嗎?

林義雄曾具狀控告自由時報、聯合報,這兩報也表明不可能無酬配合刊登。此外林義雄並點要求民視播放完整的對民進黨員的聲明,但民視最後的新聞是以詼諧式的「林義雄說法有益於民視創辦人蔡同榮選情」的說法做成新聞。如果不想依照新聞當事人的想法來做新聞,又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一則新聞呢?公眾人物如擁有相當社會地位的林義雄得罪媒體集團都會遭到報復,那麼,一般人的媒體近用權是否更糟糕,尤其此刻,台灣正邁向媒體高度集團化、高度集中的時代,未來,誰敢得罪媒體集團呢?

回首近年來的媒體合併史,其中尤以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宣布合併最具戲劇性。不少人都堅信全球最大的門戶網站與傳統出版業巨頭這樁價值1840億美元的“聯姻”將徹底改變媒體格局,但這個集網絡服務、出版、電視和娛樂於一體的跨媒體王國卻在2001年實際銷售收入為380億美元,僅比上一年增長了5%﹔以EBITDA(息前、稅前、折舊前收益)計算的營業收入98億美元,增幅為18%,遠低於當初30%的目標。進入2002年,它的股價持續走低,從合並初的57~58美元一路狂跌至14~15美元左右,公司市值也由合並初的2900億美元縮水至850億美元,1000多億的市值轉眼間成為泡影,縮水幅度高達71%。公司2002年第一季度的虧損更是高達542億美元,創下了美國歷史上季度虧損的最高紀錄。整個華爾街一片驚呼:難道當初風光無限的合並到頭來隻是個錯誤?越來越多的分析師甚至開始認為,如果現在將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重新進行分拆,其各塊業務的市場價值總和將遠遠大於現在。(復旦大學陳桂蘭、羅亞,2003) 雖然如此,但這種大購併的運動持續在全球媒體挺進,美國跨媒體集團已逐步分為四大傳播集團,包括Walt Disney、Time Warner、Viacom與Comcast,媒介併購案規模亦逐漸增大(Prahalad & Gary, 1994)。。

儘管巨無霸式的媒體集團運作不一定被經濟學者看好,且仍在市場摸索中,但在此同時,傳媒集團化的進程卻不可避免地繼續向前推進著。傳播業資源集中的趨勢日益明顯,集團化成為傳媒業發展的普遍組織形式,在這種背景下,單一媒介很難在生存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傳媒業的競爭態勢也由過去單一的媒介競爭轉向集團間綜合實力的競爭。在台灣,例如中國時報雖然才以經費問題裁掉中晚,卻立刻以雄厚資金進軍國民黨的五中產業,中視、中廣、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影,加上中時及中天變成「七中集團」,試問,未來那個政治人物敢得罪七中集團呢?換言之,只要與七中集團的路線及思考模式符合,那麼,七中集團要捧的政客或明星,不都是無往不利嗎?

誠如馬克斯所言,控制物質生產工具的階級,同時也控制心靈生產工具…。因此當他們成為統治階級必定也掌握當代理念的生產與傳布;這樣他們的理念自然成為同時期的統治理念(Marx and Engels1974,P:64-65)。現在,媒體組織與外在勢力之間具有動態關係,媒體先是利用、合併、轉變社會流行的想法,然後再根據自己的一套程式來散布它們。如本周讀物所言,現今首要的媒體企業,它們的潛力及散播之廣大遠勝過去任何一世代,這肇因於傳播工業結構上的兩大連結運動(interlinked movements):集中化(concentration)、集團化(conglomeration)…,例如英國的主要大眾媒介市場上,日報、周末報、平裝書、唱片、商業電視節目中,三分之二的人所消費的物質來自五大媒體公司的生產。…此外,集團化是一九五零年代中期以來的合併運動(merger movement)加速下的產物,在1957到1968十年中,有38%上市公司經由合併及收購(acquistion)過程而消失(程宗明譯)。

跨媒體經營可以使資源更有效配置、提高生產效率,然而跨媒體經營就是做媒體的人的最終目的嗎?中國媒體也強調「做大做強」,但這些說穿了,不都是為股東及老闆的利益而努力罷了,當媒體併購與集團化愈強時,媒體內部組織文化及企業目標可能愈為單一,做為當代媒體人,在制度上已為不合理的收視率收聽率制度所宰制,在媒體企業集團內,則呈現同樣思維及路線的運作生產線,當新聞與工廠一樣之後,媒體工作者只是媒體集團化時代向媒體大亨搖尾的哈巴狗嗎?

媒體工作者究竟是什麼呢?尤其當我看到林義雄現場點名採訪記者,記者說要打電話回去問長官時,那種無奈、可憐、倒霉、裡外不是人的困境,這就是當代記者嗎?

期許當代媒體人站出來,如果能整合現有的十八個媒體工會成為全國性質的「全國記者團結工會」,我們能否在劇變的大時代之中,透過工人自己的專業力量產生獨立於資方、政治力、商業市場之外的專業力量?我們自己來簽訂一個勞動契約,要求記者的起薪不該低於二萬五千元,工時不能再像現在超過一天十二小時?我們來訂立記者專業守則,告訴自己頻道是公有的,新聞應有基本的良知與道義,平衡報導不該是造假新聞的藉口,媒體不該只是大亨賺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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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09

這一天,小泉大勝,以色列國旗從占領區降下




這一天,當我步出新聞館,心中暗暗下定決心要在兩周內完成論文的一剎那,世界正巧有了新的變化。在地中海畔的11日下午6時30分,夕陽輝映時刻,占領巴勒斯坦三十八年的以色列國防軍,在加薩走廊最大的屯墾區內費狄卡林緩緩降下以色列國旗,明天起,這塊土地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了。地球另一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口紅忍者兵團大獲全勝,自民黨拿下296席一黨獨大,國會21日特別會議將讓郵政改革法案過關。我的腦海交替出現小泉純一郎、以色列總理夏隆、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的畫面,這個世界正因為這些國際政治領袖的堅持而改變。

還記得五月十七日時阿巴斯結束東京之旅,當時日本首相小泉慷慨宣布,日本雖然已是巴勒斯坦當局(PA)最大的財政支持者之一,但日本將再次援助巴勒斯坦1億美元,而且小泉還想邀夏隆與阿巴斯到東京三方會談。

今天以色列退出巴勒斯坦的大動作當然不是小泉的功勞,但看到小泉與「口紅忍者」(雖然這些當選女子的照片很美,但其實她們已是五十餘歲的歐巴桑了!)得意的笑,我不禁想起幾個月前的傳聞:如果中國繼續與日本不和,小泉搞不好真的來個「泉扁會」,與陳水扁見個面?
這一次,自民黨拿下296席,比選前多出84席,是15年來首次在眾議院單獨過半,與執政夥伴公明黨更一同拿下327席,超過總席次480席的3分之2。相較於執政聯盟獲得壓倒性勝利,最大在野黨民主黨一口氣少了64席,讓黨魁岡田克已灰頭土臉,宣佈辭去黨主席。而今天,民進黨立委高志鵬呼應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閣揆同意權,希望交換執政黨有倒閣權,雖然我知道實務上不可能,但我也期許,希望台灣的政治人物給我們一點稍微接近小泉的改革的想像。

畫面回到約旦河的這一方,今天下午在加薩走廊交接儀式上,周圍掛滿以色列國旗,但一道土牆隔開的另一側,幾百公尺外掛滿巴勒斯坦國旗,巴勒斯坦青少年蓄勢待發,隨時準備衝進已撤空的猶太區。幾天前,還有兩名巴勒斯坦青年因此死在以軍槍下。而巴勒斯坦人因為以色列不拆除廿四個猶太會堂,因此杯葛這個交接的儀式,就在這半小時儀式間,又傳來以色列坦克機槍射傷四名衝進禁區巴勒斯坦少年的訊息。

而在以色列內部,夏隆正面臨黨內右派份子對他黨魁身份的挑戰,為了避免拆除猶太教堂可能導致黨內右派宗教狂熱份子爭戰,以色列內閣不動手拆除屯墾區猶太教堂,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處理。但巴勒斯坦人認為猶太教堂是以色列佔領象徵,準備拆21個猶太教堂,只保留三座。不只教堂,以巴之間似乎事事都有爭執。

太陽落下時,來自世界各地上百名記者分乘防彈大客車,一步步駛出加薩走廊,這一剎那,彷彿揮別了廿世紀那個以巴衝突的舊時代。舊約聖經上時常出現的這塊土地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修建了另一道分界隔離牆,這是一道新的牆、新的開始。我的腦海忍不住響起廿歲時很愛聽的那首歌曲:平克佛洛依德的「The Wall」。
新的開始的這一天,我向電視台製作單位請個假,望著景美溪遙想約旦河,在國際新局的這一天,也希望我的論文與我的人生有全新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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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04

公共廁所與公共媒介


馮建三老師的《廁所與媒體》一文曾妙喻:「廁所與媒體體是兩碼事,但兩個名詞前面加上『公共』之後,彼此關係就生動了起來。」,馮老師說,台海兩岸的制度創新都是廁所比電視快,也就是先有廁所公共化,才有電視公共化。例如興建公廁完全講究使用價值,不求用公廁以換取利潤,而使用者則不需要個別每次直接付費,公廁從興建到維修由所有納稅人通過政府預算來支付,使用的權利則不因性別偏好男女老幼、士農工商、貧富貴賤、都會鄉村、漢人原住民外國人的差別而有所區分,只要你在特定的地理範圍,就有使用這個設施的權利。

馮老師認為,公共廁所的基本要求是乾淨,空間簡樸豪華、款式美醜及是否提供香皂紙巾等等其他條件,則因社會生產力及政府預算所投入的高低額度而定。公廁概念早在1998年內湖公共電視台開播以前普遍存在於台灣。但台灣的公視還有 20% 左右或更多的人還無法收看,可見台灣的電視創新不如廁所。此外,中國中央電視台廣告經濟資訊中心主任編輯馬萬明指 2002 年後,中國電視將成為舉世所無新模式,亦即是「國有國營」但「執行公共電視台的職責,採用商業電視台的營運方式...是偉大的創舉...可以稱作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第四種選擇…(馮建三,2002年12月3日, 《廁所與媒體》,南方電子報)。

馮老師一語點破公廁與公共電視的重要與便利性,並指出,「傳播權」是人民應該擁有的,政府除了不能做不當干預,還要提出合適政策,讓人民擁有健全的傳播環境。而從學界及近年來各黨的傳播政策白皮書看來,面對當前台灣的媒介亂相,看來似乎只有擴大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一途。

但是,我最近常在機場的公廁逗留,不免要開始擔憂。台灣的公廁蓋得好嗎?好用嗎?或者,當我們尿急時,寧可選擇去麥當勞或星巴克排隊,而不願就近去國父紀念館或永康公園的公廁方便一下?

同樣的,我的內心深處雖期許公視集團壯大,不論政府投入預算、或民眾繳交執照費、或播出廣告募款都行,但耳畔卻有另一個語調低聲質疑,如果台灣人用公家的錢可以辦出好的媒體,那麼,在戒嚴時代菁英領導人們不是早就三令五申要三台不要播那些影響民心的爛節目了?或者,如果公家的錢可以透過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任何集體領導模式做出稍具品質的成果,為什麼國營公營事業(除了獨占之外)的表現都不太好?我們的民族性及媒體人的積習真的能夠好好做出「公共」的東西嗎?

雖有些許質疑,在此我還是舉起雙手,支持通過公權力之手以走向公產權電視集團的方式來強制擴大公共廣電集團的規模。誠如朱全斌指出,從官方介入台視、華視,及國民黨透過象山集團擴張媒體版圖,和信讓出中天大地頻道等,在在顯現完全私有化非但不會讓產業升級,去政治化,反而會讓從業人員的工作權及專業自主權受到侵犯。朱全斌認為,台灣的公共電視在財源上的處境與PBS相似,卻要在經費結拮下企圖兼做BBC與PBS性質的節目,大小通吃什麼都做的情況下,導致資源分散,頻道印象模糊(朱全斌,2000,台灣電視文化前途)。沒有辦法之下的辦法,似乎只有公共廣電集團能為台灣媒介亮起一盞明燈。

如果一時之間無法成立具規模的公共廣電集團,或公共廣電集團的人員與能力都無法達到要求時,其實台灣媒介有一股強大力量一直被忽視,那就是為數眾多的宗教頻道。包括:慈濟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頻道、法界弘光頻道、好消息頻道、佛教衛星頻道以及眾多的個別講經傳道的電台。上述頻道中,慈濟大愛頻道與佛光頻道在全台有線電視系統的全日播出普及率逾七成。其中大愛電視台「大愛劇場」以真人實事故事改編,耗費鉅資呈現從日劇時代至今的台灣時事,迥異於「霹靂火」等連續劇盡是黑道愛恨生殺劇情,大愛劇場以沒有壞人及鋪張劇情的真人故事,收視率卻超越晚間八時的其他連續劇,這顯示台灣的宗教頻道已打下全新市場,開拓出新收視族群。

宗教頻道的蓬勃發展不只是宗教團體力量的展現,其中更展現敬天惜地愛人的族群性格,雖然各頻道都是以宣揚自己的宗教為目的,甚至也出現許多藉新興宗教、大師名義而爆紅的節目(如心海羅盤的葉教授?),但這些宗教基本上還是以勸人行善為主,某些程度展現了如《勸世文》中:天不可欺,地不可褻,君不可罔,親不可逆,師不可慢,神不可瞞,兄不可侮,弟不可虛,子不可縱,女不可跋,友不可汎,鄰不可傷,族不可疏,身不可惰,心不可昧,言不可妄,行不可短,書不可拋,禮不可棄,恩不可忘,義不可背,信不可爽,勢不可使,富不可誇,貴不可恃,貧不可怨,賤不可凌,儒不可輕…等精神。換個角度想,如果人民很願意接受宗教頻道所呈現的勸世教化,那麼為何要因為這是一種宗教霸權力量而去放棄他呢?如果我們集合這種勸化教善的力量,轉化成為媒介裡信望愛的善之力量,是否可能彌補台灣社會因為兩種國族認同造成的分裂,彌補台灣社會缺乏中道與專業力量的問題?

NCC成立後,台灣媒介有機會邁出新的一大步,麥克魯漢曾說: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問題本來就於源自於人的問題,短時間內,公共廣電集團可能無力快速改變環境,新聞人、閱聽人與台灣人的本質問題也不可能大變化。無奈的同時,或許只要把各宗教大師齊聚一堂,要求各頻道展現改變社會的能力,做出具水準的優質節目,由宗教頻道取代公共電視,這樣,台灣媒介改革與社會改革的力量會不會更快、更有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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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像的新聞建構出超真實台灣


從街頭打招呼的閱聽人中,我可以很清楚分辨出此人是看那個節目來認識我,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或新聞駭客?一張張陌生臉龐中,從打招呼方式、叫名字的表情,也可以清楚發現這名閱聽人是處在社會那個位置?什麼階層?從這些親身接觸的面容中,可以推測他們看待電視節目的眼光與期待,甚至,不同政論節目閱聽人,更呈現出不同的社會階層。

Stuart Hall於1980年代提出「譯入/譯出」(encoding decoding)觀點來論述真實社會條件下,媒介如何解讀和再現(representation)社會現象,以及不同社會位置的閱聽人如何解讀媒介內容(陳雪雲,1986;張錦華;翁秀琪,1993;林芳玫,1994a;林東泰,1997)。Hall(1980:129-130)認為,文本是社會建構的,當代的知識觀、技術基層結構、媒介作業標準和專業意理,以及預設的閱聽人等均會影響媒介產製和訊息內容。相同的,文本解讀也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歷程,閱聽人先備知識架構、知覺、情意、認知形態和意理,以及自身所在的社會關係和所擁有的技術基層結構等,都會影響其訊息解讀。

作為政論節目參與者,常有機會從素味平生的閱聽人推敲這名觀眾所屬的團體、階層…有趣的是,我曾經分別長期參與過兩個藍綠極端的政論節目,而且這兩類節目閱聽人幾乎完全不重疊。很明顯的,工農階層、很熱情地遙遠叫起節目中的外號,他們以特有的工農階層的語言與動作表達他們的熱情。另有一類常叫我「余小姐」,公務人員較多,經濟生活顯得較優裕,通常只要對方講個一兩句話,常就可以猜出這名首度謀面的閱聽人慣看那一類政論節目,答案多數八九不離十,這算是被路人搭訕時痛苦裡的小樂趣。(後來我發現心理學者艾克曼也有這類推測首度謀面者的經驗與實驗,這屬於大腦中「薄片擷取」的潛意識能力,可參考《決斷2秒間》一書)。

政論節目閱聽人多為主動閱聽人,他們常展現出不同於一般觀眾的強烈政治態度,但裡面除了我曾研究過的「族群」議題外,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階級」問題。

台灣的階級問題與族群問題一樣,長期被刻意忽略,而且意見領袖們常故意強調台灣沒族群問題及階級問題,但是,從政論節目閱聽人的樣貌中,卻可一眼窺之其階級位置,或許這正是「認同」研究有趣的地方。Hall(1996:4-6)認為,認同(identity)應由「存有」(being)轉變為「漸成」(becoming)。亦即,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民眾使用歷史、語言和文化資源,以追求認同,再現自己。身處階級、性別和世代等交錯的社會位置,面對充滿異質性的文化經驗,自我是多重的,敘說紮根於想像(imagination)和幻想,自我完滿是永無盡頭的計畫,唯有在物質和政治實踐下,不斷地縫補(saturing)多重自我。

馬克斯學派視大眾媒體為意識形態(idology)形塑的工具。這兒,意識形態被視為是一組參考架構或社會經驗,民眾用以「認識」外在世界,「調整」生存條件的想像關係(陳雪雲,1990:27-28;張錦華,1994:65)。意識形態形構於歷史社會條件,受限於語言範疇、分類和架構,因此,主體是被「召喚」(hails)。而政論節目召喚出閱聽人的階級認同、族群認同,Hall(1980:131)又說:「現實存在於語言之外,但是須透過語言才能再現,我們能知道的,能說的都是經過論述生產。…」因此,傳播媒體所傳送的訊息不是透明的,而是真實社會條件下,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相同的,閱聽人在解讀訊息時,也不一定將文本意義照單全收,觀眾心和創作情之間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

依循譯入/譯出模式 ,探究觀眾如何詮釋時事報導節目Nationwide,Morley(1980:89)發現 ,不同社會位置的電視觀眾,以不同的符碼來解讀節目內容。例如經理人員用的是支配符碼(dominatant coding),即符應節目內容所蘊涵的意義觀點來解讀 。工會主管運用協商符碼(negotiated coding),即依照自身的旨趣或處境,並稍作修正來解釋節目;而店家則採行反對符碼(alternative coding),即他們深知節目製作過程,以不同觀點重新解釋節目內容。同樣的,政論節目的閱聽人依不同的族群、階級、收視節目,也各以不同符碼來接收與解讀。因此,從不同政論節目的閱聽人眼中,他們看到了各自不一樣的我。閱聽人所想像的我,在「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新聞駭客」中完全不一樣的我。

援引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概念,陳光興(1991:21)認為,工業科技組成的擬像機器(simulation machine)以預設的模型、符碼和攝控學,將符號增值、譯碼,使得符號本身具有生命,創發新的社會秩序,其間,媒介傳送的符號不再反映和扭曲社會現實,而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這種無起源的真實,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

以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來談當代台灣的新聞與政論,實在太契合了,政論節目取代各政黨文宣部門,政論參與者現在主導政黨選戰會議,已是文宣的主導者及發動者,過去是黨職幹部的手介入政論,現在是政論參與者介入選務。閱聽人透過觀看自己的政論節目,去縫補他們的國族認同、社會認同、政黨認同,政論節目參與者透過階級語言召喚出屬於己身階級的認同。但政論節目所陳述的是台灣現況嗎?或者根本與真實差距極遠呢?節目與新聞所呈現的會不會根本只是擬像呢?雖然可能純屬虛假,但其實也不重要了,因為閱聽人在多重召喚之中早已入迷。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政論節目無起源的真實,帶領台灣進入了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而此時,新聞與政論所陳述的是否真實已不重要,因為他們都已取代真實,存進了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共同記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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